那时，我理解了“接收10万留学生计划”的真正含义。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和解才是首要工作。这项计划中也写着，期待归国后的留学生能成为自己祖国和日本之间的桥梁。
今天，我也在思考，在中国留学交流的未来动向中，日本政府及大学等教育机构该如何参与其中。为了在留学竞争中不输给欧美和澳大利亚，日本大学等教育机构及日本社会的改革也需要考虑。
——白圡悟
有一位日本学者，他曾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第一批短期留学生。他的名字叫白圡悟，现为日本九州大学综合研究博物馆专门研究员，并且一直致力于中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和政策研究方面的工作。近日，白圡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第一批短期留学生”
记者：多年来，您一直直接参与中国赴日留学生教育、管理和政策研究方面的工作，您为何会对中国感兴趣？
白圡悟：1972年2月，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表明和中国走上了恢复邦交之路。我那时看到电视和报纸的报道，第一次强烈感觉到中国作为邻国之存在这一事实。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二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在学校学习《论语》《十八史略》等中国古典知识，对中国的了解只有从古典中接触到的形象。因为种种原因，几乎没有了解现代中国的渠道。
我在1972年4月考入日本西南学院大学文学院外语系。我学的是英语专业，但一年级时，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汉语作为第二外语。汉语班一个班约60人，两个班一共120人左右。当时，虽然在大学里法语和德语最受欢迎，但可以看出学汉语的热潮即将到来。而且，两国于当年9月29日发表“中日共同声明”，中国和日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记者：那么，您后来为何对中国留学生研究感兴趣？
白圡悟：这个说来话长。
我于1976年4月考入九州大学教育学研究科的研究生院，硕士和博士课程专攻文化人类学，并且把亚洲人口问题的社会学性研究和民俗学性的教育研究当作中心课题。
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恢复大学高考制度，且从1982年开始重新接收外国留学生。1982年，我在九州大学研究生院毕业，成了母校教育学院的助手。就在这一年，我听说上海交通大学有暑假短期汉语进修，马上报了名。旅费和一个月的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共25万日元左右。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第一批短期留学生。在中日友好的氛围中，我们留学生受到了热烈欢迎。
在九州大学教育部助手任期结束那年，我写了《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论文。算是着手对中国进行研究，可不久研究就中断了。
我在对留学生教育一无所知之时，去拜访了在教养系负责留学生教育的上尾龙介。他给我很多宝贵的意见，还和我谈到由于神经性的病因脸部麻痹，用餐时经常流泪，而且因处理留学生问题占用很多时间，致使自己的中国文学研究毫无进展。他劝我要记录下自己经历的留学问题，并进行研究。此前，日本人很少研究留学生问题，甚至没有人研究。
上尾龙介从1979年10月开始在中国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本留学生预备学校”教日语，1985年10月成为九州大学创设的“留学生教育中心”首任负责人。而我自己在当留学生会馆干事时，也陷入了与上尾龙介同样的状态。有一天，父亲突然问我在做什么研究。我那时的主要工作是协调亚洲留学生及其家属的进修和生活问题，处理交通事故护照丢失问题等，对孤独和抑郁的学生进行指导，运营日语课程，接待其他大学参观人员，组织校内会议等。我对父亲说，没有进行研究的时间。可父亲却说：“你做的那些也是出色的工作。”
那时，我理解了日本“接收10万留学生计划”的真正含义。包括上尾龙介在内的父辈学者考虑的是，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和解才是首要工作。在“接收10万留学生计划”中也写着，期待归国后的留学生能成为自己祖国和日本之间的桥梁。
因此，我越发理解，比起自己的研究，更重要的工作在于留学生教育，并想从事这个工作，最后下定决心为留学生教育尽一份力。
“中国赴日本的留学生会继续增多，但待解决的问题也不会少”
记者：您之后是如何进行中国留学生教育研究的？
白圡悟：当时，留学生问题研究在日本还是一个未开拓的领域。那时，留学生在全日本的大学里有一万人左右，被当作研究对象论及的极少。我逐渐把自己的工作内容当作分析的对象，开始在学术期刊或报纸上发表论文或随笔。
我坚信，留学生交流是让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和解的重要方法。在不断进行留学生问题研究的同时，我因为种种原因访问中国数十次，研究课题包括少数民族学习调查、教育国际化调查、大学和企业的友好合作关系调查，还有职业教育和学位资格结构调查等。
进入21世纪后，我开始研究中国留学政策，《现代中国的留学政策——国家发展战略模式的分析》一书已经出版。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留学政策？
白圡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扩大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海外派遣，之后各单位公费派遣及自费留学制度开始实施，致力于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留学国家由上世纪50年代以苏联为主，转换到上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
公费留学主要是培养教学人才、科技人才等，满足了大学科研机构的人才需求。1992年以后，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有专门技术的专业技术人才，还有自主创业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的创新创业人才等需求增大。为此，中国政府开始对有研究生以上水平的优秀人才实行归国奖励政策，地方政府也出台就业创业政策，为留学人员创造归国环境。
同时，自费留学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加。此外，归国留学人员的团体在各地被组织起来，归国留学人员的社会适应及子女的教育问题被重视起来，国际交流等活动也频频举行。
通过研究，我做出了中国留学生交流未来动向的理论性推论。
首先，中国还有潜在的留学需求，能过预测出将来还会扩大出国留学。在其留学市场中，欧美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教育机构会争相进入中国。其次，中国作为外国人留学生接收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再其次，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学确立自主运营权，在国际性活动中，派遣教师和学生留学、接收外国留学生、中外合作办学及境外办学等跨国教育也同时展开。大学主导的留学交流，今后会越来越多。
我也在思考，在中国留学交流的未来动向中，日本政府及大学等教育机构该如何参与其中。根据调查，日本大学中采取增加留学生政策的大学占一半以上。2008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等制定“留学生30万人计划”。这样一来，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会继续增多，但待解决的问题也不会少。
为了在留学竞争中不输给欧美和澳大利亚，日本大学等教育机构及日本社会的改革也需要考虑。但是，关于留学交流的动向及相关问题，在日本并没有形成全面评价及改善的机制。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希望中国留日学生成为既懂日本又懂中国的人”
记者：您认为中国留日学生有哪些优点，同时，又有哪些不足？
白圡悟：中国留日学生中，本科生和研究生有明显区别。本科生和日本学生差不多甚至有超出日本学生的能力。他们入学一旦日语过关后，学习成绩直线上升。
在日本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通常没有太大问题，因为他们接受过研究方法或处理研究资料等方面的训练。不过，我感觉，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在毕业论文写作方面接受的训练不足。他们在研究生入学考试时，在考试指导和研究生入学后的研究指导上感到很困难。
记者：对于计划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您有何建议？
白圡悟：在中国，日本语也许是没有广泛通用性的小语种。中国学生是抱着什么目的来学日语的呢？很多中国学生回答：“有利于找工作”。为此，学习日语在中国东北三省及上海等日本企业较多的地方比较盛行。但是，如果哪天“利于找工作”的好处没有了，中国学生是否还会学习日语呢？
我认为，学习日语的中国学生应该抱有一生都要和日本打交道的强烈心愿。日语是日本文化和日本社会的入口，希望中国留日学生成为既懂日本又懂中国的人，毕竟那是留学交流的最基本目标之一。“对找工作有利”这种功利性的想法应该抛弃掉。要知道，年轻时的精神和意志会影响很远，甚至一生都存在。学日语是为了什么？我希望是为了自己的人生观、事业和成长。
《中国教育报》2019年01月04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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