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溽暑，江西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的官邸来了一位儒雅的文人，名片递上，熊式辉赶忙迎了上来，拱手道：“悲鸿先生乃当今大家，能光临鄙寓，实乃荣幸之至！”
徐悲鸿彼时已名声赫赫，是中央大学艺术系掌门人，写生途经南昌，早已有报媒刊登行踪。主动求见国民党高官，对于“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的徐悲鸿来说，显然不是他的做派。
肯让他放弃一回原则的，是素不相识的傅抱石。傅抱石当时在小学代课，闻听消息，怀揣书稿、印谱与画作，拜望了徐悲鸿。徐、傅二氏初见，相见恨晚，徐悲鸿十分欣赏这个青衫一袭、潦倒落魄的底层年青人：“你应该去留学，去深造，你的前途不可限量。至于经费，我来给你想办法。”遂为他出国说项，并为熊氏送上“奔马”。傅抱石因此去了日本深造。
一次偶然机会，徐悲鸿被一幅水墨人物画打动，马上去弄清作者是谁，彼时25岁的黄胄还是西北部队的一名宣传员。当即徐悲鸿让人写信，叫黄胄再寄几幅作品来。看了画，徐悲鸿写信给文化部领导，建议将黄胄调到北京，创造更好的创作环境。他在不幸中风后，还请爱人廖静文代笔，给文化部领导写信，二荐黄胄。
被徐悲鸿发掘于微时的，不止傅抱石和黄胄，还有蒋兆和、吴作人、宗其香、刘勃舒、孙多慈、刘艺斯、吕霞光、吕斯百、李可染等。这些人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中坚，其中不乏我国近现代很多大师，他们各呈面貌，甚而开宗立派，都是在徐悲鸿的引荐下不断为人所知。徐悲鸿自己从穷困潦倒的绝境走出来，得到留学的机会，主要仰仗前辈的赏识。等他的名气为天下知时，徐悲鸿待晚辈或地位差距悬殊的同行特别慷慨，尽自己最大力量成全。徐悲鸿有识人之才，有识人之慧眼，更有识人的雅量、成全人的热情和能力。
徐悲鸿的传世画作中有一幅《九方皋》，取材于《列子》所载的九方皋相马的故事。画面中，九方皋站在马群中，气宇轩昂，睿智笃定，有一种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气度。在后人看来，徐悲鸿不就是九方皋的化身吗？有人评价说：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再也找不出一个中国画家像徐悲鸿一样如此热心于当伯乐，他培养提携过的人数之多，在中国美术史上罕有其匹。说徐悲鸿是中国美术史上最好的伯乐，决不是夸张，而是名副其实。
除了提携晚辈，他还起用、礼聘了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古元等最开始处在教学体制外的艺术家，充实到师资队伍，让在野的民间画家步入了学府的殿堂；他作为美术活动家，帮齐白石出版画册、向欧洲推荐齐白石。这位画坛“最好的伯乐”，对中国美术的影响是巨大的，乃至今天，仍有余脉。重提徐悲鸿及其伯乐精神，在当今高等学府还要提倡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和回归梦想的语境下，是高校极好的参照系。
徐悲鸿对中国美术的另一大贡献是，他主张用西方写实主义来改造中国画，改良了中国的“八股山水”。当时的画坛，死气沉沉，以模仿古人为能事，保守势力相当顽固。他给予猛烈的抨击，深感“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提倡对民族艺术加以取舍、改良，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改良理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他对西方艺术的态度是先分辨我们需要学什么，哪些是精华，不照搬不临摹，而是有重点地取舍，既要致广大，又要尽精微。
比如他画的马，完全是水墨，大块地使用墨色写意，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他很注重体积感、透视感的表达，这是西方的大艺术家最擅长的，徐悲鸿很巧妙地用到中国绘画中。这种透视给人特别强烈的视觉冲击，他常画的奔马、雄狮、晨鸡等，给人以生机和力量。徐悲鸿的素描和油画渗入了中国画的笔墨韵味，创造了新颖而独特的风格。作为中国美术院校最早的海归教授，徐悲鸿凭着一种成熟理性的专业敏感，在极其艰难的时代，为中国画蹚出了一条新路。乃至今日，他担任首任院长的中央美术学院把“尽精微、致广大”作为校训，大概就是向这位丹青巨擘和这种艺术创新精神表达敬意和继承吧。
《中国教育报》2019年01月02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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