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人民”作为核心概念始终贯穿其中，成为理解党百年奋斗历史的重要线索，也是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马克思立足唯物史观，指出“人民”既是一个政治概念，又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人民”的本质内涵，并结合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要求，赋予其特定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立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应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合理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处理好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问题，更好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关键词：人民;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的根本依靠力量，在我国政治制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人民”内涵演进的梳理，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和理论原则。深刻理解“人民”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工作导向，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时代内涵。
一、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民”内涵
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早期的西方社会，都有不少关于人民概念及其内涵的阐释。例如在中国古代，郑玄在《周礼·地官·质人》中将“人民”的概念注释为“人民：此指奴婢。”[1]这里的“人民”被泛指为奴婢或盲目无知的民众，具有贬抑人民地位和价值的意味。孟子则从“民本”思想出发阐释人民在国家政治统治中的积极作用，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3]等。因此，在过去由于深受唯心史观的影响，“人民”常常被定义为是愚昧无知、缺乏理性且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体。直到唯物史观的确立，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才得到科学而系统地阐释。马克思指出，人民群众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还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矛盾等方面的影响，人民群众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
(一)人民是革命阶级的联合体
首先，“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马克思基于对阶级关系的深刻把握，运用对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人民”内涵作出阐释。他认为人民具有阶级属性，“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4]，他们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人民”的主体部分。马克思强调人民是一切革命阶级的联合体。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者以先进的革命理论作为其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5]同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其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在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工人运动)中，同自己那些正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朋友一起，在一个革命队伍中并肩作战并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饱受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重要承载者，是人类解放的依靠力量，‘人民’主要被看作以工人阶级(无产者)为主体的劳苦大众。”[6]其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除了无产阶级是“人民”坚实的主体之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人民”也曾包含当时尚处在剥削地位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道，就像过去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贵族为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转而进入到资产阶级队伍中一样，那么现在资产阶级队伍中也同样有这么一部分人转到了无产阶级的队伍中，特别是那些在思想与理论层面上能够认识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必然趋势的思想家们。而这些进步的、能够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部分资产阶级，也将会成为无产阶级争取和联合的对象。因此，“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7]
(二)人民是生产者群众
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既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又是历史的创造者。首先，从人民本质属性上讲，是指一切能够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人们，而其中最稳定的主体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其次，马克思指出“人民群众即生产者群众”[8]，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生产性劳动的主体和先进生产力的体现者。在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时期，那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工人阶级、中间阶级以及农民等被称之为“人民”。而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受到英雄史观的影响，通常认为英雄人物创造了历史，但英雄人物也来自于人民，其实质属于“人民”的范畴。马克思从实践出发，立足唯物史观视域，通过对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进行深刻剖析，发现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力量，从而阐明了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并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劳动者们对推动社会历史发展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三)人民是不断发展的动态概念
“人民”还是一个历史范畴。伴随社会历史不断地发展和迈进，“人民”的内涵也随着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不断地变化和扩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经常将“人民”“群众”以及“人民群众”交替使用，其所表达的内涵大致相同。但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9]因而，这里的人民群众是与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相对立而存在的，是处在被剥削和压迫地位的群体。但马克思对“人民”的理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剥削阶级也曾加入过“人民”的队伍。恩格斯在《瑞士的内战》中曾指出：“奥地利王室在它的全部历史中只起过一次进步的作用。那是在这王室的经历的初期，当时它和城市小市民结成联盟来反对贵族，并且企图建立德意志君主国。”[10]当时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奥地利王室，为反对当时的宗教统治、城市上层贵族而与当时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相联合，推动并发展了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这一历史时期也属于“人民”的范畴。因此，“人民”的构成会随着革命各个时期的需要以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二、建党以来“人民”内涵的变迁与发展
“人民”这一词汇的出现由来已久，在社会政治发展历程中关于人民的思想也是源远流长，中国共产党通过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重民、爱民的合理因素，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人民主体思想，并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需要相结合，逐渐形成对“人民”内涵的理解并作出了符合国情的阐释。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来看，“人民”内涵与党在各个关键历史节点和奋斗时期所进行的道路选择、施行的方针政策、建立的统一战线都息息相关。
(一)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民”内涵
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一词的使用是逐渐接受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人民”概念的使用几乎与“国民”“吾民”概念的使用大致等同。例如毛泽东在对《新民丛报》刊登的《新民说》——“论国家思想”的批语中写道“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11]，而在1912年发表的文章中又使用了“国民”一词，即“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12]直至民国初期，由于当时国内的改良主义将西方“国民”概念引入中国并含混其内涵范畴。于是，在1922年7月的《新青年》杂志上，李大钊发表了一篇针对“人民”概念滥用现象的批判性文章。他在该文中指出资产阶级所使用的“人民”的内涵是含混不清的，他们打着“人民”的名义以欺骗所有人。因为“他们正利用这暧昧与含混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之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13]
由此，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人民”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范畴，“人民”一词的使用逐渐超越“国民”成为党的主流话语。从党的历史来看，无论是人民的内涵还是其外延的变动，几乎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调整相同步。1922年7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正式使用了“人民”这一概念，宣言中还对“人民”的范畴加以明确的界定，即“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14]。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同样被纳入进“人民”的范畴，并在确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之后，将其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可以争取和联合的革命力量之一。这与当时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路线和革命任务紧密相连。到了大革命时期，更是将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阶级、阶层和民众统统纳入到“人民”的范畴。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15]毛泽东还进一步分析指出摇摆不定的中产阶级具有双重属性，中产阶级中的右翼部分可能是我们的敌人，而左翼部分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可以看出，毛泽东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联合体思想的深刻把握，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对“敌我”关系的把握，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人民”的范畴，最大限度地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革命力量。
伴随着国内国共两党的政治分化与分歧，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吸取了经验教训，渐渐把工作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此时“人民”的范畴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当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和买办大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被排除在“人民”之外，人民的主体部分则是工人、农民和士兵。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华的侵略将当时国内的阶级矛盾直接上升为中华民族危机，并成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全国各地的抗日救国运动促使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为抵抗日军的侵略，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到“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16]可以看出，在面对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党将“人民”的范畴扩大至一切参与抗日战争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
随着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国内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解放战争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地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阶级、阶层和社会组织都被列入了“人民”的范围。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提到“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17]同年4月，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根据社会变革的需要，科学地将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开明绅士”也纳入到了“人民”的范畴。
在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中，毛泽东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深刻地分析中国国情，根据不同时期革命运动的需要对“人民”内涵加以把握，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回答了“什么是人民”的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主体构成的复合性问题。由此，无产阶级领导权得以实现。
(二)拓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人民”内涵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主要任务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人民”的内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9月，周恩来在毛泽东关于“人民”内涵界定的基础上，从人民对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出发，对“人民”范畴进一步作出了说明。他指出，对于那些被没收财产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土地被分配的地主阶级，既要对他们中间出现的各种反动活动进行严厉的镇压，又要更多的组织和强迫他们从事社会劳动，促使他们积极地接受改造，并在接受改造后变为社会主义新人。而这一部分人“在改变以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18]因此，“人民”是享有权利及履行义务的主体，而尚未接受国家改造、不具备“人民”身份的那部分人唯有的是履行“国民”的义务。
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社会阶层和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而民族资产阶级作为被改造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便不再作为独立的阶级而存在了。其原有的成员以及知识分子，在接受改造后分别成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民”的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伴随国内阶级矛盾的基本解决，阶级基础与阶级关系也随之发生了调整，此时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将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由此，面对中国社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毛泽东对“人民”的范畴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他指出，既要努力调动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又要使这些积极因素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之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更是明确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19]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内涵进行了深刻认识和把握，并逐步赋予其革命性与建设性的特征，对内涵的界定则更加倾向于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将“人民”内涵扩大为“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
(三)重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人民”内涵
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发展变迁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语境中被重新建构。其中，为了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人民”内涵中所包含的阶级属性被逐渐淡化。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兴起，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人民”的构成也有了重要的变化。
邓小平首先纠正了“十年文革”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的错误问题，将知识分子重新拉回到人民群众的队伍中。他指出“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20]同时，他进一步补充道，那些原本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资产家，已经将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归还给了国家，而“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21]因此，进入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鼓励和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服务，吸收各方面先进人才和优秀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根据国内主要任务和统一战线的变化对“人民”的内涵及其范畴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上，将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中的进步人士都纳入进党的组织中来，使党的群众基础和“人民”内涵得以扩大。他指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特别是在民营科技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出现的科技型企业的创办人、核心技术人员、管理技术人员，以及出现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家、各种中介组织的工作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兴社会阶层。这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同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其各自擅长的工作领域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以及解放军指导员紧密团结在一起。在此之后，“人民”的范畴被基本固定下来，即享有管理国家公共事务权利的所有人都归属于“人民”。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则始终是“人民”中最稳定主体部分，对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从原本具有一定阶级属性划分的概念转变为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广泛的、多层次意义的概念。胡锦涛强调“人民群众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主体”[22]，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是以人为本，要切实“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们要着力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3]可以看出，“人民”的主体地位、历史作用与时代价值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显现，丰富和拓展了“人民”内涵的外延。
自改革开放以后，“人民”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维护者的地位日益凸显。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变革所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把握“人民”内涵中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双重属性，使“人民”所涵盖的范围逐渐扩大，不断铸牢民族团结、凝心聚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民”内涵
进入新时代，“人民”的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进行着调整。从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人民”这一概念就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设想紧密相连，逐渐具有了“世界人民”的内涵和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各个国家之间彼此是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际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人民日益成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紧密相连命运共同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伴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不断改善与发展，以及人们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世界各个民族之间的社会分工会逐渐地被消灭，而历史也将逐渐走向世界历史。随着自身实践活动的扩大而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作为独立个体的人逐渐具有“世界人民”的属性。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立足于“人民至上”的逻辑建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民”的内涵。
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这一发展思想提升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的新高度。随后，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将爱国统一战线修改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24]中国共产党不仅将“人民”的内涵写入宪法，同时将“人民”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新高度。可见，新时代“人民”内涵更加多元化，不仅仅涵盖了劳动者、建设者与爱国者三种身份，还凝聚了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双重价值，在价值和逻辑上重塑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25]中国共产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相结合，始终把人民摆在最高位置，坚持党和国家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理念。可见，“人民”概念的构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反映，也是理解党的历史使命、政治理想和思想体系的关键要素。
三、“人民”内涵历史演进的启示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正是这些经验教训使得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必须以科学理论作为基础，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将科学的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引领中国发展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
(一)实事求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现实”，还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有了科学的理论和革命指导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26]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作为方法论指导，对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性质进行分析，根据对中国社会现实基础的把握，将工人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建立起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科学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对已经发生转变的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加以把握，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积极因素，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7]由此，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思想路线，并且明确将党的工作重心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继续开拓创新。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与方法指导，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思考，科学研判中国社会发展的形势，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全面提升人民的主体地位，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党一切工作的首位，着力提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对世界各国人民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因此，要想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就必须切实把握中国社会各阶级实际情况，立足中国国情，系统地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和现实需要，加深对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的把握，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同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相结合，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历史观、实践观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党百年奋斗的实践结果证明，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关键就在于它是科学的、系统的、正确的理论，并在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具体化、实践化，从而满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需要。因此，党和人民“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28]
(二)顺势而为：合理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发展机遇
“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29]，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结果。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科学社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世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而中国共产党就是乘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发展大势应运而生，并成功走在时代前列的。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毅然加入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国内抗击日本侵略的反侵略革命大势中，主动联合国民党促成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同样，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也是顺应国内外时代发展大势的结果。当时，国内社会主义因素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已经居于领导地位，加之适合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因素影响，在这一历史发展需要的驱动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中国就此成立。伴随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深刻洞察国内国际发展大势，果断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决策，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断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和科技打压，大国战略博弈正在全面加剧，全球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同时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传入中国并不断侵蚀着主流意识形态。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格局，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坚持大局观和大历史观，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思维方法，系统地分析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方向以迎接挑战、应对变局，准确理解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正确处理中国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人民内部的矛盾，要善于抓住和利用时代发展的各种机遇，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直面发展路上的风险与挑战。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顺应历史的潮流、凝聚各国的共识，与各国一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努力，才能更好地实现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
(三)把握关键：切实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回顾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人民”内涵的演进，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前进道路中历史经验，把握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党和国家前进道路上的勇气和力量，能够更好地同人民群众一起来应对未来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30]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百年的前进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面临着来自“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中国共产党深刻地分析和把握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指明了革命时期谁是人民的主要敌人，并提出要联合一切革命力量进行革命，成功地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由封建专制统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通过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解决中国初级阶段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并赋予“人民”新的内涵。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要深刻洞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着力解决当前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努力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更好地满足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绿色生活环境的需要，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作出努力。
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和对立统一规律在党百年奋斗的各个关键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深刻领悟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深化人民的主体地位。同时，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强调主要矛盾，也要看到次要矛盾，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抓住问题的关键。正如毛泽东曾说，“分清敌友”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而人心向背则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关键。因此，无论处在怎样的年代，分清敌我都是首要解决的问题，要切实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赢得人民的支持与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团结起中国人民广大的力量去压倒一切“敌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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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定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