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瞿秋白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文艺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中国化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初步建立的文艺思想体系中，强调文艺创作的人民性是其重要的一个特征，具体表现在人民是文学的创作者、人民是文学表现的主角、人民是文学服务的对象等方面。瞿秋白的人民性的文艺思想对当今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即，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导，实现“集体人”与“个体人”的统一。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实现“喜闻乐见”与“教育提升”相统一。第三，坚持兼容并包的文艺创作风格，实现以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关键词：瞿秋白;文艺思想;人民性;文化建设
瞿秋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是中国革命文学的重要奠基人。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对他进行研究。研究范围涉猎极广，包括他的生平、他的政治思想、文艺思想和哲学思想等等。就其文艺思想而言，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对中国文化史的贡献非常大，王关兴认为瞿秋白推动了中国文化转型[1]，何振东认为瞿秋白对于发展先进文化作出不可磨灭的功绩[2]。在众多关于瞿秋白文艺思想的研究中，学界较集中地认为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包括三大特征：阶级性、民族性和大众性，少有人提及他文艺思想中体现的人民性。在已有的研究中明确指出瞿秋白的文艺思想具有人民性的有佟与格、张丽和季水河，佟与格主要肯定瞿秋白丰富了现代文学“人民性”的外延，他指出瞿秋白的“大众”的概念在继承李大钊的“庶民”即工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将占当时人口最多的农民阶层也纳入其中，这为后来毛泽东定义“人民大众”奠定了基础。[3]张丽在她的硕士论文中用一个段落概括性地谈瞿秋白文学思想的人民性，将瞿秋白的“文艺的大众化思想”解读为人民性，未结合瞿秋白的作品进行具体分析。[4]季水河在论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性时，列举了瞿秋白的部分作品，他还明确提出人民性出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始于20世纪30年代。[5]虽然国外学者对瞿秋白的研究不少，但是涉及他的文艺思想的人民性的研究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前苏联学者施奈德。他曾写过《鲁迅、瞿秋白与文学的人民性》一文，通过分析鲁迅和瞿秋白的作品来谈文学中的人民性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现有的研究中，关于瞿秋白文艺思想的研究的成果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比较可观，且研究的热度一直持续不减，在cnki中以“瞿秋白的文艺思想”作为主题词搜索，近10年每年都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只是在这众多的关于瞿秋白文艺思想的研究中，对于瞿秋白人民性的文艺思想系统的解读不多，这是有待于研究者深入探讨的一个方向。根据学者季水河分析，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首次明确提出人民性的时间是20世纪前30年，这个时间正值瞿秋白创作的鼎盛时期，因此在他的思想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时代思想的特征。当前，我国提出在文艺建设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原则，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这个导向，不妨去追溯瞿秋白人民性的文艺思想是在何种背景下提出的，具体内容何以体现，以及对于当代有何借鉴意义。
一、瞿秋白人民性的文艺思想产生的缘由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一个人的思想的产生都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瞿秋白文艺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其产生和发展与他的成长经历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首先，“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及中国社会变革对他的影响，促成了瞿秋白人民性的文艺思想萌芽。瞿秋白出生在破产的“士的阶级”的家庭，自幼母亲就经常教他诗词，并在旧式的塾馆里接受教育。从小他热爱文学，饱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词及文章，无疑在思想上受到了中国传统的“诗言志”“文以载道”的影响。文艺要积极介入社会、反映人生的思想逐渐在他心中萌发。后来，因为他所处的社会开始“震荡动摇”及家庭遭遇变故，他开始研究诗词古文及探究经史子集，逐渐形成了“二元的人生观”，即“避世”与“出世”两种思想相互胶着。进而他的生活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谋生、解决生计问题，另一部分是希望通过用文化来救中国。再后来五四运动陡然爆发，让他猛然惊醒。他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到学生运动中，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此开始进入他的视野。在此期间瞿秋白和郑振铎等人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引起他们无限的兴趣，他们试图以此为平台讨论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6]到此，瞿秋白为社会、为人民的文艺思想已经萌芽。
其次，对俄国文学的感受和俄国社会的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俄国文学情节促成了瞿秋白人民性的文艺思想的形成。早在1918年，瞿秋白在北京俄文馆求学期间，就接触了俄国普希金、托尔斯泰等的文学作品，就有了对俄国文学的初体验。后来在1920-1922年大概两年多的时间，瞿秋白以《晨报》记者的身份赴俄国考察。这期间，他进行了一次蜕变，由原来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当然和他在俄国所耳闻目染的一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他目睹了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俄国的社会现状，近距离地、广泛地接触俄国文学。同时他也涉猎了大量的西欧文学及深入地去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的革命结合起来理解，逐渐摸索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因此，瞿秋白认为中国所需要的文学，应该是摒弃各种主义，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去思考怎样模仿、怎样创造才能使人人都看得懂，才能让人受到文学的影响与感动。同时，他也呼吁研究文学的人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格外注意，这点与鲁迅有共鸣，鲁迅向来擅长于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刻画。不论是强调文艺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还是强调文艺对国民性的关注，都旨在将中国及中国人带向更好的社会，所以瞿秋白为人民的文艺思想倾向从他对俄国社会的体验和在俄国文学的熏陶中逐渐形成。
第三，是曲折悲壮的政治生涯促成瞿秋白人民性的文艺思想的成熟。瞿秋白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和到苏联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他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7]瞿秋白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主席。1931年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在上海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战线的斗争。他自始至终都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勇于担当，始终将国家人民的需要放在首位。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时候，瞿秋白和他的妻子谈到被捕和死亡的问题时说道：“我们的不自由是为了群众的自由，我们的死是为了群众的生”。[8]他的为人民、为群众的革命政治思想对文学思想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他非常强调文学的革命性、政治性，认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用一切武器，以及文艺的武器，去进攻反动的思想。”他认为大众文艺就是“要在情绪上去统一团结斗争的队伍”，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反映“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罢工，游击战争，土地革命”。[9]这种以服务革命为目的的文学，天然就带有为人民的属性。
纵观瞿秋白短暂的一生，虽然时代的风云变化导致了他命运多舛，但是深埋在他内心深处的“为大家辟出一条光明的路”的思想火花从未熄灭。他明知远赴俄国定会面对诸多困难，前途未卜，但心甘情愿。他在《饿乡纪程》的绪言中写道：“我决不忘记你们，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意去，我不得不去。”[10]如果只是为了自己，他本可以留在“黑甜乡”中勉强度日，但是他时时感受到来自于自己的“内的要求”，于是最后他选择了远离故乡，到俄国去“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的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11]此后的他直到生命的尽头，一直都在为改变中国的现状尽心竭力。他尽管在政治上曾遭到一些不公的待遇，但始终都将整体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瞿秋白不同时期的人生经历是他人民性的文艺思想产生的缘由。
二、瞿秋白人民性的文艺思想的具体内容
瞿秋白文艺思想侧重在文学方面，他本人就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关于文学作品的人民性，学者黄药眠曾作出非常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真正具有人民性的作品要具备几个要素：对于作者而言，要看他在他所处的具体历史时代背景下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对于作品而言，涉及不同方面，看作品是否描写的是人民关心的人和事，是否采用了大众化的形式，以及看是否通过具体的形象表达了人民大众的要求、愿望和情绪。学者季水河在黄药眠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人民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人民是文学的作者，人民是文学表现的主角，同时人民也是文学服务的对象。据此，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剖析瞿秋白人民性的文艺思想。
首先，人民是文学的创作者。马克思说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剧中人，同时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毫无疑问是其重要的创作者。瞿秋白坚信人民大众是文学的创作者。他认为“大众文艺”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组织起自己的队伍，要在思想上、意识上、人生观上去武装群众。他亲自倡导并参与了现代文学史上“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探讨如何让文艺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如何更好地服务革命等问题，并提出让作家到工农群众中去，走向工农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后来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当时很多的作家，尤其是左翼作家经常要躲避反动警察的逮捕，没有条件到工农群众中去。后来他又提出鼓励工农大众进行文学创作、培养人民群众中的创作者，要“发展工农兵的通信运动，培养工人作家。”[12]和瞿秋白成为知己的鲁迅，当时也认为要写出被无产阶级接受的文艺作品，必须还是由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来写。他认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强调人民创作作品具有天然的优势。
其次，人民是文学的表现主角。瞿秋白强调文学要描绘人民生活、塑造人民的形象、表达人民的情感等。他认为文学作品主要的题材“首先是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13]。瞿秋白的作品《劳动》就通过农民日常的对话让人了解到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感受帝国主义的入侵给农村和城市带来的变化，展现了多样的人生观。在《矛盾的继续》一文中，他通过对主人公燕樵的摇摆不定的心理描写，揭示了广大群众的出路是要团结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为自己发声。另一种题材是写劳动群众的私人生活的故事，涉及到个人的恋爱、理想的破灭，宗法社会的牺牲等这类题材，主要是帮助人民大众理解自己的人生，让他们不被其他的思想所蒙蔽。瞿秋白反对文学创作采用笼统主义的题材，因为笼统主义容易成为一种畸形的艺术上的敷衍主义，如只是“一般的歌颂着工人阶级，而事实上抹杀无产阶级内部的先进分子，掩蔽了落后的尾巴主义的分子”[14]他希望艺术家能够特别关注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的人和事，避免落入标签化的窠臼中。文学的人民性除了强调对人民生活的描写之外，对人民情感的表达更是关键。瞿秋白在大众文艺的讨论中指出，大众文艺要取得成效最重要的是要对大众饱含深情。在面对大众时，作家要“把你们的心，把你们真挚的热情多放点出来”。[15]他的《群众歌》就体现了他对群众呼之欲出的热情，充分肯定了群众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双重任务中的重要作用，“世间一切靠不住，靠得住的是群众。”“大家起来大家醒，全靠我们是群众。”歌曲采用说唱的形式，语言也都浅显易懂。这很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有助于实现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
再次，人民是文学服务的对象。这是指文学作品要关注人民大众的欣赏需要、适应人民大众的欣赏水平和照顾人民大众的欣赏兴趣。马克思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16]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要把人民当作文艺批判者和鉴赏家，文学作品和作家的优劣的评价标准要将人民的思想、利益和需求等作为重要的价值尺度和基本立场。这涉及到文学作品的语言、体裁等要易于被人民所接受。
在语言方面，瞿秋白强调一定要采用人民群众看得懂的语言，要用“现代的中国白话文，而且是最浅近的真正的白话文，创造广大的群众读物。”[17]摒弃那种不文不白，或者说是半文半白的五四式的白话文。他创作的“乱来腔”《东洋人出兵》就体现了他的人民性的文艺思想，该篇文章采用了上海话和北方话两种语言，内容涉及到时事评论和当时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很快就在群众中广为传唱。
在体裁方面，也就是文艺的形式方面，瞿秋白认为要考虑群众的文艺水平的状况以及艺术欣赏的惯性。将“诗古文词一下跳到摩登主义的神奇古怪的体裁”，就会导致让民众看不惯，会和民众产生隔阂，所以瞿秋白认为大众文艺应当采用人民大众比较熟悉的旧式体裁，如故事小说，歌曲小调，歌剧和对话等。这些旧的形式都是民众所熟悉的，容易让他们接受。考虑到民众中会识字的人不多，甚至还可以用连环画的变现方式。他自己创作的“乱来腔”《东洋人出兵》也有做成连环画，便于在群众中宣传普及。但是，作为有较为深厚的文学素养的瞿秋白，也认识到这种文艺仅仅是一种过渡阶段的应急之举，在普及革命文艺的基础上，还必须要“同着大众去渐渐提高艺术的水平线”。[18]在如何普及和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上，瞿秋白提倡一种真正的“欧化”，即学习借鉴欧洲的文学创作方式，取长补短，逐渐创造出广大群众的新的文字和言语，创造广大群众的新的文艺形式。这样可以更好地表现无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使广大群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国际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理解其他国家的社会生活。这在当时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思想，提出了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
三、瞿秋白人民性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
瞿秋白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其文艺思想蕴含的人民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前我国将“人民至上”“文化强国”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瞿秋白强调人民性的文艺思想，对于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当前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导，实现“集体人”与“个体人”相统一
“文学即人学”，文学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人服务的。对于文学作品中“人”的表达，长期以来一直都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是强调“集体人”，另外一种是强调“个体人”，很多时候这两种观点被认为是对立的。但是，马克思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人类最终的目的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且“每个人的自由和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和发展的条件”。这也就是说“集体人”和“个体人”是可以统一的。瞿秋白反对那种贴标签式地去描写人物，他身体力行，在读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时对人物进行精细的考察，去了解各种不同人的个性，他认为虽然人都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但是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19]他强调集体人的同时也应该关注每个个体的重要性。这给当时盛行的在文艺作品中反映“集体人”的倾向进行了纠偏，提醒文艺创作要关照个体的人，要看见每个不同个体的存在。这个观点对后来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20]在此，他强调文艺创作的价值是要满足人民的需要，要关注人的基本的情感。近几年的不少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能出圈就很能说明问题，如《觉醒年代》之所以拥有较高的口碑，跟它对人的处理和刻画密切相关，既让观众看到了时代的洪流裹挟之下，大家无一能置身事外的共同之处，又刻画了不同人物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风骨，比较能直击人的内心。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实现“喜闻乐见”与“教育提升”相统一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宗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文学当然也不例外。在瞿秋白文学作品创作的高峰期，时值左联提倡“文艺大众化”的运动，目的是克服之前作家和作品与人民群众脱节的现象，让文艺能够真正起到唤醒民众、团结民众、教育民众的作用。瞿秋白敏锐地觉察到，要让群众喜欢作品，首先作家必须站在群众的角度和立场去看问题，去满足群众的需求，另外瞿秋白认为文学的创作者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要有现实的体验。他针对左联成员郑伯奇写的一篇讨论革命的大众文艺的文章《大众化的核心》，曾毫不留情地指出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跳出知识分子的‘研究会’的阶段，还只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不是群众的运动”。他坦率地指出，大多数革命作家和文学青年都还没有和大众站在一起，而是站在大众之外，或者说是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他将此归因为“文艺大众化”一直只是停留在空谈，没有落到实处的原因。
当前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进而对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更高的需求。这就要求文艺创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生活和思考生活，写出群众喜闻乐见同时又能感染群众教育群众的作品。[2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喜闻乐见的“大众化”作品与“低俗化”作品并不等同。“低俗化”是指文化产业化的背景下，有些作家打着“文艺多元化”“艺术要解放”的旗号为追求商业利润而媚众媚俗，制作出娱乐、消遣的产品，刻意迎合大众世俗的思想趣味和审美需求。瞿秋白曾批判“绅商豢养的文丐”用“宗法主义和市侩主义”去“羁縻”广大人民群众，他称这些是“各种各样的毒药迷魂汤”“摧残群众中的每一丝每一毫的光明。”[22]当前我们要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就是要促进文学的健康发展，要反映人民群众真、善、美的生活意愿及健康的文化观念。
(三)坚持兼容并包的文艺创作风格，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
强调文艺的人民性、民族性，并不意味着排斥外来文化。反之，为了更好地实现文艺作品的人民性，文艺工作者要学习、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交融逐渐加强，为打破彼此之间的文化壁垒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民对文化的诉求更高。这个诉求首先体现在多样性上，不同的人分属于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知识文化程度等等，这导致人民对于文化需求也不一样，要实现文化的多样性离不开传承性和创新性这两种力量。传承性主要是指文化要保留本民族一以贯之的风格，它是文艺思想的人民性的重要体现，强调的是坚持站在本民族人民的立场，但它并不意味着排他性，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跟其他民族文化割裂开来。
瞿秋白很早就提出过要格外注意中国国民性的观点，同时他也提倡“欧化文艺”，提倡“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实际运用到中国的文艺现象上来”。瞿秋白曾非常明确宣称自己希望成为“人类新文化的胚胎”，扬弃东西方文化中旧有的东西，整合两者文化中互补的内容。他加入了“世界文化运动的先锋队里”，开辟出一条人类文化的新道路。这条新的道路于文学而言就是不同于以往的利己性(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也不是部分人把玩的故纸堆(东方式的死寂)，而应该是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23]他本人曾翻译大量的俄国优秀的文艺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他认为要真正实现文艺大众化，必须从“欧化文艺的大众化”和“革命大众文艺的创造”这两方面着手，体现了他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文艺思想。这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多样性的需求，提供了很好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24]
1950年，在《瞿秋白文集》出版之际，毛泽东出于对瞿秋白的敬仰，为此写了一段话。其中一句是这样写的：“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是的，瞿秋白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不论是从其从政生涯还是从其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人民性的文艺思想将永远活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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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