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算法推荐是人工智能时代信息资源配置的全新方式。在算法推荐技术的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也在悄然发生着嬗变，教育主体将逐步扮演主导者、创新者和掌控者等多重角色，实现身份和功能的全新转变;教育客体也将在目标导向、服务需求等方面表现得更为自主化、个性化和差异化。因此，要明晰算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影响，并牢牢把握智能算法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发展创造的契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要素，使其回归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中，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
关键词：算法推荐;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嬗变;优化
以算法推荐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有调查显示，基于算法推荐的个性化内容已占整个互联网信息内容发布的70%左右[1]。人们上网浏览信息，获取资料等行为，看似自主自为，实则已经受到算法推荐的支配，进入了算法依据个人特征划定的“活动圈”之内。当前，针对智能算法的研究多集中于技术逻辑、信息伦理等领域，具体内容以算法风险的宏观研判和应对为主。从思想政治教育这个特定视角来看，智能算法的出现和应用为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了新的技术要素，依据其自身对信息发布与信息传播的主导地位，深刻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探究算法对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要素的实质影响，有助于科学抵御算法风险，借助算法优势助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实现智能算法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有机结合。
一、算法推荐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耦合
算法推荐技术通过个性化内容推送主导信息传播，“智能算法越来越成为网络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和新兴权力”[3]。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则赋予算法推荐技术价值合理性，通过反思、优化等方式，规范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过程，引导智能算法沿着正确路径发展。
(一)算法推荐的基本原理与主要特征
算法是指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制定的一系列清晰指令，是代码函数公式运行过程和结果的抽象表达。算法推荐，即依托对海量用户信息的大数据分析，智能化生成并匹配用户感兴趣的内容进行推送。从类型上看，主要有基于内容、基于协同过滤，基于实时热度和基于关联规则等。这些不同类型的推荐系统的工作原理大致相同：首先是建立内容数据库，标签化处理内容信息，实现对信息的分类筛选和深度加工，提取可视化特征;其次是建立用户数据库，整合用户信息，通过获取用户在各大媒体平台的个人信息、浏览痕迹、系统数据等表征个体属性的关键信息，预测用户的个性需求，从而实现对个人偏好的动态把控;最后是构建算法匹配模型，实现信息内容的精准推荐。基于此，算法推荐也就呈现出精准化、个性化和动态化等特点。同时，除了内容信息的交互传递，如今算法推荐逐步演变成为一种算法权力，资本逻辑是其主要驱动力。算法推荐过程与利益分配、价值引导及意识形态的控制等密切关联，一方面极大地迎合了人们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也为人们构建起“信息茧房”，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一大桎梏。
(二)智能算法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智能算法除了能够引导人们进行消费，满足人们娱乐消遣之外，其对于价值取向、道德素养，意识形态以及政治认同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并由此表现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耦合。
一方面，智能算法愈来愈成为网络环境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当前，算法推荐在众多智能算法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协同人和信息之间的重要工具。快速且精准的信息推送过程中，人们的阅读习惯和检索方式也随之改变，人们长时间沉浸于同质化的信息内容之中，用户个人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及情感认同等方面也随之重塑。在人与信息之间，算法显示出隐匿而强大的引导功能，于无声无形中渗透进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算法技术应用是否得当，推送内容是否合理、能否得到人们的关注等都将直接影响网络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果。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赋予算法价值合理性。资本逻辑驱动下的推荐算法缺少对内容信息的把关，忽视对信息的社会价值的挖掘，存在过度迎合用户需求、流量为王等弊端，容易引发价值失序、思想孤立等问题，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这促使人们开始思考“算法伦理”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就是引导人、规范人、塑造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充分参与和引导下，算法技术的应用才能趋于合理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疏导、价值批判和价值引领，为算法设计者、把关者提供精神指导，提高其价值判断力，从而达到纠正价值偏向、防范算法风险、赋予算法价值合理性等目的，从价值层面把控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
二、算法推荐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冲击
算法推荐技术通过海量网络信息的系统处理、快速反馈和精准发布，极大提升了网络信息传播的广度、效度和精准度，开启了信息传播的新纪元，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供了技术助力。但算法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其给予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双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既要看到机遇，也要明辨隐藏在机遇背后的挑战。
(一)算法推荐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主导地位
主导性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导地位，具体来讲，就是指主体能够在不同场景的思想互动过程中主导互动方向，把握互动内容，掌握互动节奏进程。但在算法赋权之下，人人都有麦克风，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在自由开放的新媒体环境下被全面激活，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话语权威受到极大冲击，其主导地位逐步旁落。具体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内容供给难以进入算法推荐系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发布严重受阻。在算法推荐技术下，人们获取网络信息的速度更快，浏览偏好更多倾向于碎片化、简约化、娱乐化。在微博、抖音以及快手等媒体平台，几十秒的短视频往往更受青睐，其热度和播放量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内容不可企及的。人们轻轻滑动指尖就能获取新内容，在视觉、听觉上受到直接的刺激和满足。而与之形成对比，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本身的趣味性和娱乐性相对较弱，往往被人们冠以“枯燥”“冗长”之名。算法推荐系统只倚重用户喜好推送内容，而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内容供给往往不在用户的喜好之列。长此以往，这便造就了“去中心化”的算法推荐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用户信息接收的“单一化”。 此外，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构建尚不完善，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仍依赖于传统的话语体系。这导致其所提供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产品与大众的实际关注点相脱离，加剧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播的困境。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权威受到信息受众自我赋权的冲击，主导地位不断弱化。智能算法实质上是信息受众主导下的自我赋权。信息受众通过参与网络互动，凭借点击、转发和评论等行为不断刺激算法加强对自身的关注，从而逐步将网络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主导优势掌握在自己手中，思想在教育者的传统说教和灌输至此“失声”。因此，从技术逻辑来看，如果不能及时对受教育者的算法赋权加以干预，不仅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话语权旁落，甚至会形成思想政治受教育者主导教育者信息获取的局面。
(二)算法推荐干扰了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理性思考
从形式上看，网络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参与网络互动的程度更深，主动性发挥更充分，但在算法推荐的过程中，客体所接收到的网络信息实质上是趋同的和片面的。长此以往，看待事情和思考问题就很容易形成思维定式，其自主性及主动性的发挥是囿于算法推荐下个人构建的“信息茧房”之中的。“信息茧房”这个概念源自美国学者凯斯·r.桑斯坦所著《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在信息领域，公众对信息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只会注意到那些感兴趣、使自己愉悦的东西。久而久之，就会将自身束缚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之中”[4]，也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算法立方体”，这些与马尔库塞的著作《单向度的人》的核心观点相吻合，甚至可以说，“信息茧房”的构建与运行为“单向度的人”的塑造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在这个“茧房”中，一些相似性观点和舆论会形成合力，成为这一条件下的主流价值观念，并对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思维方式产生引导，于潜移默化之中干扰人们理性、全面地思考问题。
算法推荐的过程，通俗来讲也就是“信息找人”的过程。如何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浏览，各大平台有自己的策略。标题党、娱乐八卦、网络游戏充斥在算法推荐下的网络空间之中，容易使人们沉浸于低质量的信息中。同时，算法推荐也成为一些不良群体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宣扬意识形态，搞价值观渗透等行为的重要手段。这给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大阻碍，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带来了极大挑战，严重冲击了主流价值认同。
三、算法推荐技术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嬗变
智能算法的普及性应用对社会实践以及社会关系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也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大环境。新环境孕育新变化，受算法推荐技术应用的双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等要素也将发生着嬗变，呈现出新的教育生态。
(一)教育主体的多重角色扮演：主导者、创新者、掌控者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将继续扮演“主导者”角色。人工智能时代，智能化的虚拟分身、智能学伴、智能助手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着“主体”角色，且或将成为主客体理论研究的新议题。但是此次研究所讨论的扮演“主导者”角色的教育主体，主要还是指广大思想政治教育者，也就是人本身。算法推荐下的网络信息质量参差不一，网络舆论斗争此起彼伏。这很容易使得大众面临思想困惑，价值迷失等问题，在精神上陷入孤立、荒芜的困境。另一方面，部分非主流媒体以及网络大v利用算法推荐技术传播非主流意识形态，散布过激言论。这牵引着大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威胁着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在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载体以及渠道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不论何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目的及属性等始终一致，要始终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培养人、塑造人的目标要求。由此，算法推荐技术背景下，教育主体当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对教育客体的道德修养、理想信念、情感认同、能力塑造等方面加以引导和帮助，与智能主体协同配合，做好算法推荐系统的把关者，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传播者。
教育主体将同时扮演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者”角色。以算法推荐系统为代表的智能系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教育主体的知识传授职能，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从特定的物理空间解放出来。在教育形式向“虚拟化”“数字化”和“普适化”转变的同时，其对教育主体提供的教育内容、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应当具备多维度的创新能力，依托算法优势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借助算法优势，动态把握受教育者的思想动态、内在需求以及情感诉求，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化，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价值纠偏、思想疏导及政治认同等功能，防范智能技术冲击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算法风险。
教育主体将全新扮演人工智能技术的“掌控者”角色。与虚拟智能技术或是机器相比，个体对于网络信息的敏感度、知识储备的丰富度以及解决问题的广度等多个方面都是难以企及的，更多时候都呈现出人受制于技术、人受制于网络的被动状态。但技术始终是人创造的，人与机器相比的优势就在于人的能动思维和创新能力。教育主体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到算法设计、把关、监管等各个环节，从整体上加以把控：一方面掌握算法推荐特点和优势，制定“滴灌式”“对口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产品和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切实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同时主动规避算法风险，加强对算法建模者的教育，为算法的应用赋予价值理性和精神支撑，强化对算法技术的批判教育，引导算法推荐技术健康发展，助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二)教育客体的多样变化显著：自主化、个性化、差异化
教育客体学习形式的“自主化”。美国学者多尔曾提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的自组织活动。算法推荐的核心特征在于通过解读用户个人数据，最大限度迎合用户需求，增强信息推送的精准性。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在知识的获取方面主要依赖于教育主体的传授，获取信息的自主性受限，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选择空间较小。而今，教育客体所能接收到的信息海量，类型多样，可供个体选择的范围更大。在算法推荐的技术加持之下，教育客体通过对历史浏览信息的分类标记，达成“只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内容”愿景，个体的自主性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由此，教育客体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对其内容供给、方式选择与话语表达的可拒绝空间也就大大扩展，作为受教育者的教育客体的自主性愈发显著，教育客体的“自我教育”成为新常态。
教育客体服务需求的“个性化”。个性化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在算法推荐系统的广泛应用背景下教育客体的个性化发展要求更为显著。在自主参与网络互动的过程中，客体的互动方式以及话语表达均与个性特征关联，客体对于算法系统提供的教育内容、方式、路径及反馈都存在不同的标准，“漫灌”式的教育覆盖并不能满足客体动态的心理需求和行为变化。从客体自身而言，他们会依据自己的基础能力设定不同的学习目标，自发参与程序化的教育进程中。同时，他们也会对算法推荐以及其他智能服务进行资讯测评和学习反馈，运用智能系统建构起个性化的学习空间。
教育客体学习成效的“差异化”。这里所谈到的差异化，是算法推荐介入后客体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成效的差异。以教育客体“自主化”“个性化”越发显著为基础，教育客体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体验感、获得感深浅不一，除了知识获取层面的差异，个人德性的养成以及情感价值认同等方面也不尽相同。能够有较高算法素养的客体能够了解智能算法的社会权力本质，合理利用智能推荐技术，有效抵制算法推荐之危害，而陷入算法迷雾中，被算法推荐制造的“泛娱乐化”“低俗化”和“无序化”影响的教育客体，将很难摆脱算法的控制，获得积极有效的教育成效。
四、算法推荐技术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优化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利用它，以及它究竟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由此，算法推荐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而不是算法推荐技术本身。不论将来科学技术如何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都应当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素养，主动适应多元变化，以更好的姿态，致力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实践之中。
首先，要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空间，切实保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话语主导权。话语主导权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主导性的重要体现，在话语权上占有主导地位是确保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始终发挥实施者、承担者、引导者作用的必要之举。有学者提出，“被众多媒体平台使用的算法推荐技术，已开辟出多种新兴虚拟社群生存空间”[5]，网络空间早已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争取的重要阵地。在算法推荐技术主导信息传播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之所以出现“失声”“失趣”“失位”等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及时顺应变化，主动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空间，让一些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和较为偏激的网络舆论借助算法推荐技术弥散于网络社会各大角落，严重压迫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空间，阻碍了主流价值观的有效传播。因此，必须要在各类媒体平台以及虚拟社群生存空间开展思想价值引领以及意识形态宣传，在开展阵地建设的同时，关切舆论焦点，批判错误思潮，矫正错误思想 ，扩大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力。
其次，要开展算法素养教育，全面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的算法素养。算法以及其他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不仅直接影响个人的生活和工作，而且日渐处于支配地位。相当一部分受众的行为在信息获取和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已全然被算法牵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算法本身的了解不深，缺少对算法的科学分析和辩证认识。不论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还是客体，缺失了对智能算法的了解和反思，就难以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有自主的鉴别和分析。于整个网络大环境来看，如若网民本身的素养不足，便不能理性参与网络互动，那么良好的网络信息传播生态也难以建立。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努力提升网络环境工作能力，主动探究算法推荐实质，明晰其技术逻辑及原理机制，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开展算法素养教育，引导网络受众有效甄别网络信息，帮助网络受众辩证看待算法推荐技术，并尊重其主体性，培养其展开“自我教育”的能力，最终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具备自觉抵制算法风险的能力和素养。
“当今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必须与算法相互联系起来，反思算法，融入算法。这种融入并不是简单相加，而是两者相互嵌入、相互渗透、相互融合”[6]。在未来，要继续坚持探索算法的运作机制，在反思算法、利用算法、优化算法上下功夫，洞察算法与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间的关联影响，致力于寻求智能算法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新路径，遵循“技术为‘器’，育人为‘道’”[7]的基本原则，由此方能更好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从“传统思政”向“精准思政”“智慧思政”等创新型思想政治教育形态转变。
参考文献：
[1]彭训文.移动互联时代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算法”[j].中国报业,2021(05):46-47.
[2]李林英.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活起来[n].人民日报,2017-01-10(07).
[3]崔聪.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算法风险及其应对[j].思想理论教育,2020(05):76-81.
[4](美)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 [m].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7-8.
[5]赵建波.智能算法推荐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研判与应对策略[j].思想教育研究,2019(12):19-24.
[6]禚海英.人工智能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算法风险与应对策略[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1(28):53-56.
[7]雷铮.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嬗变与重构[j].高校辅导员学刊,2021,13(03):68-74.
责任编辑：韩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