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科职业技术大学兼具职业和高等教育特性，传统高等教育的治理以学术、市场和国家三角协调关系为维度构建治理模式，是基于大学是知识生产的主体，本科职业技术大学遵循与区域产业、行业企业紧密对接的发展要求，以企业知识和学校知识融合为主体。因此，本科职业技术大学治理模式构建的维度必将发生变化，从治理模式选择的制度逻辑分析，学术可扩展为知识，国家可精准为区域，市场可转化为企业，形成知识、区域和企业大三角模型，而学术、市场和国家成为大三角结构中的内三角。外三角形成新的三角协调关系，增强学校的社会适应性和竞争力，内三角保持着大学的本质属性，由此形成本科职业技术大学治理模式的类型特征。
关键词：本科职业技术大学;治理模式;制度逻辑
关于治理模式的选择，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政体是注意到本邦实现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1]，这就意味着不同类型的大学需寻求适切的治理模式。现有本科职业技术大学的发展实践存在治理体系建设不完善、治理体系上位法多重和质量体系建设缺乏类型特征等问题，如何重构适切的治理体系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本科职业技术大学生成的制度逻辑分析，高等教育分类理论，现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法理环境，本科职业技术大学的办学目标和特定功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职业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办学规律，促使本科职业技术大学形成新的组织形态。学术权威可扩展为知识生产整体组织，国家可精准为区域，市场可拓展为企业，形成知识、区域和企业三角协调模式，而学术、市场和国家成为大三角结构中的内三角。外三角形成新的三角协调关系，增强学校的社会适应性和竞争力，内三角保持着大学的本质属性，由此选择政治治理和公司治理融合的治理体系，“一校两制”和“一院一策”治理制度设计，多元主体文化认同成为治理效能建设的核心要素，由此形成本科职业技术大学治理模式的类型特征。
一、本科职业技术大学治理模式构建的现实需求
1.本科职业技术大学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本科职业技术大学作为新事物新概念，具有完善职业教育类型体系、撬动高等教育变革的功能，作为新事物，必然会面对很多新问题，需要通过理论和实践探索进行重构。治理体系建设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现有本科职业技术大学的实践主要存在着几个问题：一是治理体系建设不完善。截至2021年10月，全国已有32所职业本科技术大学，其中10所公办大学，22所民办大学。不同体制的职业技术大学，需要构建不同的治理体系，而国家政策层面尚未明确本科职业技术大学治理体系建设的共同基础、体制特征。新成立的职业本科技术大学中，22所民办大学基本沿用非营利性民办大学章程，而10所公办职业技术本科大学还未有成熟的章程公布。二是治理体系建设上位法多重。《高等教育法》明确高等学历教育分为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它在附则中强调：本法所称高等学校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设立实施本科及以上教育的高等学校，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实施专科教育的高等学校，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报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备案;设立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体制按照国家有关社会力量办学的规定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职业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行业指导、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举办者依法制定学校章程，负责推选民办学校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组成人员。举办者可以依据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或者委派代表参加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并依据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行使相应的决策权、管理权。因此，职业本科技术大学治理体系建设，在遵循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上位法的基础上，利益主体呈现多重性，包括国家、省级、地方、行业和社会力量等。三是治理体系建设缺乏类型特征。从32所职业本科技术大学分析，本科职业院校治理主要面临学校章程建设不完善且缺乏个性,学校治理过程中学生、企业主体缺失等现实障碍。[2]大部分学校的章程或者沿用原有非营利性民办高等学校的治理模式，由高等职业院校升格的院校则沿用三年制高等职业院校章程。而具有20年发展历史的高等职业院校，在治理模式形成中也存在着类型缺失的问题。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周建松提出：高职院校在发展初期，通过仿效大学制度，逐渐具备了高等教育形态，然而，随着类型特色目标的确立，我们必须对传统的治理结构进行优化，研究建立与高教性和职教性双重属性匹配的治理结构，即从构建基本的治理框架、打造特色的治理结构两个层面出发优化治理结构。[3]可见，职业本科教育治理模式缺乏类型特征。
2.本科职业技术大学治理模式构建的理论基础
本科职业技术大学和应用型本科大学的兴起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即高等教育分类理论。分类理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提出的，是在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过程中产生的，目的是对那些新出现和发展的纷繁的高等教育机构有个界定。潘懋元先生在高等教育分类研究中把这些院校与联合国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相对应，认为我国这类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院校有些共同点：一是按行业而不是按学科设置专业;二是承担一定的应用性科研任务，但总体上是以教学为主;三是以本科为主，有的也可培养应用型的专业研究生，如mba 、临床医生、工程硕士、教育专业硕士等，个别专业已获得博士授予权;四是大多数为地方高等学校，这类院校可对应教育标准分类中的5a2类型。5a2 不是为研究做准备，而是应用科学理论从事高技术要求的专业工作，它可以培养专业硕士研究生，但以培养本科生为主;它可以进行科学研究，但以应用理论研究和开发研究为主。[4]2020年，根据《提质培优行动计划》部署，教育部制定了《职业本科学校设置标准》，总体原则以“不同类型，同等地位”进行标准研制，立足高标准、高起点设置具有辨别度的遴选性指标，保证职业本科学校的高质量办学，完善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1997年版)，高等职业教育和应用型本科教育属于“5b”，主要布点在本科教育阶段，研究生层次没有关于职业教育更多的表述。而2011年版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两个并存的体系。高等教育分为职业(专业)高等教育和普通(专业)高等教育两个类型。职业教育发生了“上移”。“以职业目的为主”的高等教育和以“学术目的为主”的高等教育并存于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各层次教育中。从国际趋势分析，职业教育可形成本科、研究生和博士生层次的类型体系，可见，职业本科大学是建立纵向贯通、横向融通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是“以职业目的为主”的高等教育。
3.本科职业技术大学治理模式构建的法理环境
教育部关于《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对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治理水平提出要求：学校建立以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内部组织机构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完善，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办学。本科职业技术大学治理体系建设的实现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具备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基础。学校办学以章程为核心，根本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5]，基本制度包括学术委员会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理事会制度、学生代表大会制度等，重要制度包括决策议事规则、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学生管理、招生管理、合作办学、后勤管理等治校办学的方方面面。其次，具备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特征。本科层次职业大学治理模式强调“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办学”，2019年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提升学校治理水平”的建设任务，要求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体系，形成学校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体制机制，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健全学校、行业、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发挥咨询、协商、议事和监督作用;设立校级学术委员会，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设立校级专业建设委员会和教材选用委员会，指导和促进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作用，审议学校重大问题;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扩大二级院系管理自主权，发展跨专业教学组织。再次，职业本科技术大学办学目标类型定位明确。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目标是多元的：一是为更高质量就业而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使乐业者兴业;二是为提高企业效益而建，办在企业身边，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人才支撑、www.凯发的技术支持、培训服务;三是为服务区域发展而建，重点培养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急需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可见，职业本科大学治理模式是以现代大学制度为基础，突出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办学的职业教育类型特征，体现学校发展创新、多元和构建技能型社会的目标。
二、本科职业技术大学治理模式构建的组织变迁
1.由学术权威扩展为知识生产和传播整体组织
传统大学以知识生产和传播为特征，高深知识的生产是大学的核心，知识生产的主体是大学教授，治理模式体现为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学术权威为主导。随着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变迁，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变化，大学也不是唯一生产知识的场所，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等人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1和模式2的观点。模式1是指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即知识生产主要是单一学科的，在认知的语境中产生;模式2是指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即知识生产是异质性的，表现为超学科性。[6]知识生产模式2的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应用情景中的知识生产，二是超学科的特质，三是异质性和组织的多样性，四是质量控制的新维度。模式1是等级制的，而且倾向于维度这一形式，模式2则是等级化的异质性与组织多样性。模式2的知识是由多种不同的组织和机构创造出来的，它们包括跨国公司、网络公司、基于某个特定技术的小型高科技公司、政府组织、研究性大学、实验室、研究院以及国家的或跨国的研究项目。大学为了保持人才培养的竞争力，开始接纳大量的应用性知识和技术性知识，知识生产模式2推动了大学的组织变革，也催生了大学治理模式的变革，即各利益相关方协同治校。职业本科教育强调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专业与区域产业对接是产教融合的关键，大量企业知识进入学校课程，企业知识是一种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互作用创造新知识的组织范式。野中郁次郎认为企业知识生产有四种模式，包括：社会化(从隐性到隐性)、外显化(从隐性到显性)、组合化(从显性到显性)和内隐化(从显性到隐性)。企业知识形成的最好管理模式是“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过程[7]，企业知识创造的最恰当组织模式是超文本组织，即兼得层级/官僚体制的效率和特别工作组的灵活性，企业知识是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技术知识和工艺为一体的知识，因此，职业本科技术大学的治理模式扩展为知识生产和传播整体组织。
2.由国家精准为区域政府和区域产业整体组织
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以国有化为主体，教育部是行使国家权力的主要政府部门，是国务院组成部门[8]，职责包括：负责拟订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针、政策和规划，起草有关法律法规草案并监督实施;负责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标准，指导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负责教育基本信息的统计、分析和发布等。国家作为高校治理共同体，主要以制定法律法规、出台相关政策和进行财政拨款为主要手段，保障高校办学方向的正确性。我国的高校按管理属性分三种，分别是中央直属高校、省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其中，本科职业技术大学属于地方高校，地方政府成为更直接的组织共同体。2015年11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应用型本科转型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省级统筹、协同推进”。意见提出：充分发挥省级政府统筹权，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整体布局结构，制定转型发展的实施方案，加强区域内产业、教育、科技资源的统筹和部门之间的协调,积极稳妥推进转型发展工作。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提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地方主责，协同推进;强化省级政府统筹，加强计划执行的过程管理、检查验收和结果应用，确保各项改革措施取得实效;遴选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型城市，推动试点城市建设开放型、共享型、智慧型实训基地。可见，区域资源成为职业类本科大学办学的重要支撑。以浙江省为例，在2015年启动的应用型本科转型政策实施中，10所院校被遴选为应用型本科转型试点示范院校，其中宁波市占据了4所，分别是宁波工程学院、宁波大学理工学院、宁波财经学院和浙江万里学院，这与宁波市对应用型本科建设的相关政策扶持力度较大密切相关。宁波近几年在政策环境上，出台了系列推进应用型本科建设的措施，实施新一轮宁波市高校学科、专业能力提升计划[9]，四年内推动建设50个市级重点学科、85个市级重点专业，主动对接国家“产教融合”试点改革、“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重大战略，支持本市高校深化与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开展学科、专业共建，引进先进技术、高水平团队，重点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产业技术研究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一流科研合作和产教融合平台。可见，区域是地理概念，是垂直和扁平兼顾的管理体制，以区域政府、政策和产业为组织共同体，是本科职业技术大学获取政策资源的错位优势，有利于社会参与，更适切本科职业技术大学对接区域产业、服务地方的需求。
3.由市场聚焦为企业整体组织
伯顿·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面对的市场包括消费者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院校市场[10]。市场是个比较宽泛的范畴，对接市场的大学包括研究型大学、应用技术大学和职业技术大学等，由于市场的优胜劣汰，必然会造成人才培养的层级体系，也会造成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的不匹配等问题。企业是区域经济的基本组成体，不同区域科技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也各不相同，以企业为组织共同体，学校办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与企业共同完成的，实现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有效衔接，形成供给侧改革。《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提出：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鼓励企业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参与校企合作;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建立覆盖主要专业领域的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依托国有企业、大型民企建立1000个左右示范性流动站;发挥职教集团推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纽带作用，打造500个左右实体化运行的示范性职教集团(联盟)、100个左右技工教育集团(联盟);推动建设300个左右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可见，在政策推动下，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职教本科的类型优势，职业本科技术大学与企业形成供需共同体，有利于人才培养定位的精确性和适切性，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
三、本科职业技术大学治理模式构建的类型特征
1.政治治理与公司治理为一体的治理模式
本科职业技术大学组织形态的变迁，需要我们寻求适切的治理模式。有学者将大学治理的模式归纳为四种[11]。一是学术治理模式，基本特征是学术同行治理，表现为教授治校，学术同行掌握各项权力，不顾及外部领导权力。二是科层治理模式，基本特征是校长为首的行政权力和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的大学治理，大学治理实行威权治理。三是政治治理模式，强调大学治理的开放性和外部利益群体参与大学治理的可行性，也称共同治理。四是公司治理模式，强调用企业管理方式，加强与社会合作，促进学校与社会共生长;建立外部力量参与的核心领导，注重决策的有效与高效，强调学术服从于行政。四种治理模式不是固定的，也不是递进式的演进过程，而是因组织形态的变迁而产生的不同治理模式。高校的层次定位不同，履行职能任务不同，组织形态与治理模式也不尽相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兼具职业性和高等性特征，职业性要求知识、区域和企业建立紧密合作的组织关系，高等性使院校保持着学术、政府和市场的传统组织关系。《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为地方政府、社会资本、行业和企业进入职业教育提供了更多的政策支持，比如支持行业参与产教融合试点项目，对纳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范围的试点企业，可按投资额的30%抵免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出台“金融 财政 土地 信用”的组合式激励政策等。大量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办学必然是多元主体的治理模式。因此，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治理模式的构建，从组织变迁的制度逻辑分析，可进行“知识—区域—企业”大三角和“学术—政府—市场”内三角的重构，形成融政治治理与公司治理为一体的治理模式。
2.“一校两制”和“一院一策”治理制度设计
制度包括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这些要素为人们生活提供各种资源，也为人们提供稳定性和意义，从而使人们得以展开各种活动。[12]2021年教育部颁布《职业本科学校设置标准》，对本科职业技术大学学校治理提出设置标准，即：学校建立以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内部组织机构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完善，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办学。学校领导必须符合国家高等学校领导任职条件要求，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管理能力，熟悉职业教育原理和规律，了解学校主要专业领域相关的产业或行业。目前，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本科职业教育，主要包括高职院校、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和应用型本科。职业本科技术大学呈现三种办学体制，即民办职业本科大学、公立职业技术大学和混合所有制职业技术大学，无论哪种形式的职业本科大学，都需要加强职业教育类型建设。《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提出健全以企业为重要主导、职业学校为重要支撑、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中心任务的产教融合创新机制。首先，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现国家作为高等教育主要举办者的职责，保证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其次，建立董事会议事制度。董事制度是英国高等教育的一种共同的法定权力类型[13]。董事会由校外人士组成，对学校进行一般管理和监督，这些校外人士代表公众机构和公众利益，也可能代表某部分人的利益或者某资助团体利益。董事会可以兼容公私两方利益，具有法定权力。本科职业技术大学的董事会议事机制，具体由举办者及其代表、校长、党委书记、教职工等人员组成，举办者可能是公立的也可能是私立的，也可能是公私混合的，董事会融合政府、企业、行业和学校等多元资源，在依据《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前提下，支持创新职业教育董事会议事制度，根据出资者构成制定议事规则，比如决策主导型制度、半决策型制度和顾问督导型制度。再次，创新产业学院治理模式。产业学院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产物，是指在特色鲜明、与产业紧密联系的高校中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等多主体共建共管共享的特色学院。产业学院可实行“一校两制”或“一院一策”治理模式创新，建立“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运行模式，产业学院理事会为产业学院的决策管理机构，院长在理事会的领导下全权负责产业学院的教育教学、社会服务和行政管理，对理事会负责。
3.以共同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实现多元治理的效能建设
新制度主义认为，好的制度首先是已形成一套普遍性的价值系统，其次是文化多样性的兼容程度可用来判断制度和制度化过程的成功程度。[14]学校、区域和企业的外在大三角协调，以及传统学术、国家和市场的内在大学逻辑，本科职业技术大学的组织形态复杂多元，政治治理、公司治理和学术治理模式并存，这就需要学校在尊重各组织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共同价值观，形成文化认同的良好治理环境。首先，建立以生为本的共同价值观。职业本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适切社会发展的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提高就业率和就业竞争能力是办学的公共价值观。职教本科专业设置对接区域经济重点领域，培养的人才直接服务区域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区域政府和区域企业支持学校的价值取向;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在人才培养中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是学校实现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取向。职业本科大学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最终以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为基准。其次，建立多元主体文化认同的良好治理环境。一是建立文化认同的传播系统。职业本科大学多元组织是异质的，需要构建互通互学的学习机制，提升不同主体间文化的理解和融合，特别是构建与区域、企业的对话交流，构建不同领域知识生产者的对话和合作，以及不同学科间的交流和学习。二是建立文化认同的协商机制。职业本科技术大学的优势是能吸收社会前沿科技和信息，但存在着多元主体的文化和利益隔阂，这就要求以协商与谈判的方式实现利益分享和责任共担，比如建立专家委员会以发挥专家治学作用，建立校企合作理事会以增强聚力咨政作用。三是建立开放的文化认同网络。异质性、多元性大学治理主体之间是一种网络关系而非线性关系[15]。本科职业技术大学需要把网织得更密，网络构建涉及政府、企业、行业和校友，以及相关科研机构、社会组织机构和社区组织等，以职业教育集团、产业学院和各项协同创新育人项目形式编织网络，延伸办学空间，形成互相尊重共享的文化认同网络。
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职业本科大学治理模式选择需遵循几个维度。首先，依据职业技术大学的定位、功能和内涵选择。本科职业技术大学的办学目标是为更高质量就业而建，为提高企业效益而建，为服务区域发展而建，以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为办学宗旨。从办学资源流和组织形态分析，本科职业技术大学区别传统大学的学术、国家和市场三角协调关系，本科职业技术大学治理模式需在新旧三角协调关系中合成，构建知识、区域和市场大三角协调关系，实现产业链、教育链和创新链的有效衔接治理体制。其次，融合多重上位法，保持学术、国家和市场的内三角协调关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是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现国家作为高等教育主要举办者的职责，保证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再次，发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职教类型优势。支持创新职业教育董事会议事制度，根据出资者构成制定议事规则，比如决策主导型制度、半决策型制度和顾问督导型制度。融政治治理和公司治理制度为一体，采取“一校两制”或“一院一策”的治理制度设计，以利益共同体为纽带，以共同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实现多元治理的效能建设。总之，从治理模式选择的制度逻辑分析，本科职业技术大学需遵循实现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模式，学术可扩展为知识，国家可精准为区域，市场可转化为企业，形成知识、区域和企业大三角模型，而学术、市场和国家成为大三角结构中的内三角，内三角保持着大学的本质属性，内外三角形成新的三角协调关系，增强学校的社会适应性和竞争力，由此形成本科职业技术大学治理模式的类型特征。
参考文献：
[1]林尚立.制度与发展：中国制度自信的政治逻辑[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4):61-69.
[2]张湘韵，司马燕.熊建蓉我国本科职业院校内部治理困境与出路:基于22所本科职业院校大学章程文本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27):24-31.
[3]周建松.“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治理能力提升研究[j].教育与职业，2020(7):13-18.
[4]潘懋元，吴玫.高等学校分类与定位问题[j].复旦教育论坛，2003,1(3):8-12.
[5]邓传淮.推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j].中国高教研究,2020,2(2):6-8.
[6]gibbons m，limoge c，nowotny h，et al.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4:179.
[7]野中郁次郎,竹内弘高.创造知识的企业：领先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m].中国工信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277.
[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eb/ol].(2020-06-04).http://www.moe.gov.cn/jyb_zzjg/moe_188/202006/t20200604_462577.html.
[9]宁波综合施策助推高校“弯道超车”发展[eb/ol].(2018-06-19).http://jyt.zj.gov.cn/art/2018/6/19art-1543974-21567075.html.
[10]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78-186.
[11]李立国.大学发展逻辑、组织形态与治理模式的变迁[j].高等教育研究，2017(6):24-31.
[12]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利益偏好与身份认同[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59.
[13]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著.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91.
[14]b·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43.
[15]聂永成.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的大学治理结构变革[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9):46-52.
责任编辑：陈志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