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简称“双一流”)时代。
许美德(ruth hayhoe)教授是国际比较教育界的著名学者。她曾在中国香港和内地工作和生活多年，中国文明和文化对她影响深刻。她热爱并谙熟中国历史与文化，精通中文，能流利地使用普通话和粤语进行学术交流。过去四十年，她一直在研究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历史文化，积极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教育与文化。针对美国学者亨廷顿宣扬的世界文明冲突论，许美德从相反的方向敏锐而智慧地提出了世界文明对话论。她认为，世界拥有包括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内的多种文明，不同文明之间的未来发展趋势将是“对话”而非“冲突”。许美德以中文出版了多种中国高等教育及中国文化的研究专著，计有《中外比较教育史》(1990)、《东西方大学与文化》(1995)、《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1999)、《东西方文化交流与高等教育》(2003)、《圆满：一个加拿大学者的中国情愫》(2007)、《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2008)、《21世纪中国大学的肖像》(2015)等。基于对中国教育和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许美德对中国大学的发展保持乐观的态度，坚信中国大学必将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必将发展成为中国与世界文明对话的桥梁。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笔者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跟随合作导师许美德教授做访问学者。为了从一位西方教育学家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中国大学发展以及“双一流”建设战略计划，笔者对许美德教授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2020年1月21日，就当前中国国内“双一流”建设中存在较大论争的两个问题，笔者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对许美德教授进行了第二次访谈。下文是对访谈录音和邮件文本进行转译和整理后的对话内容。
一、中国大学百年发展及中西方学术传统的本质差异
何东：您对中国大学百年历史(1895-1995)做过深入的研究，能简要梳理一下这段发展历程吗?对1995年以来二十余年中国大学的发展，您的主要观点是什么?您觉得中国大学发展的百年历程中，如何受西方大学传统的影响?
许美德：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先梳理一下中国大学发展的历史。1905年，科举制度被取消了;中国的传统书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被改造成高等学堂。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所受的第一个外来影响来自日本大学。1902至1903的新学制(壬寅学制)主要是仿照日本教育体制形成的;而日本大学模式主要是学习德国和法国的。
在1911到1919年那段时期，中国大学主要是受欧洲的影响。辛亥革命以后的第一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曾在欧洲学习十年。1917年他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认为，大学不应该是培养官员的，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学术性机构;大学不需要应用性的学科，所以工科就搬出来了。北大本来有工科，后来就搬到天津，那个时候是北洋大学，现在是天津大学。他非常强调学术自由，兼容并包，马克思主义的教授、所谓自由主义传统的教授、持各种思想观点的教授都欢迎，允许有各种各样的辩论。可见那段时间的主要改革原则就是参考德国模式。后来在1919到1921年期间，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到中国讲学，中国大学又受到美国的影响。1922年的学制改革，美国模式的影响比较明显。
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学主要影响又是来自欧洲。比如说同济大学最早是德国工程师建立的;法国式的，比如震旦大学，还有一个中法大学在北京，是中国和法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合建的一所大学。法国大学的一个优势是地理分布均衡。整个法国分28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有一所主要的大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中国一直到抗日的时期，非常关心大学的地理分布的问题，但就是不太能解决。因为国民党政府内部差不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很多内部斗争。
解放后，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整个系统都是受苏联的影响。苏联模式是哪里来的?主要是法国和德国。苏联整个大学系统不是综合性大学，只有文理，没有工程，没有医学，没有法律。那么部属大学这个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法国大革命以来，每一个政府部门都有它专门的大学，培养的都是国家干部，毕业就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中国20世纪50年代就是这样的，苏联也是这样的，是宏观计划的一种。中国建立了很多非常专门的部属大学，而且每一所部属大学都有非常专门的定义。
所以我觉得，表面上看中国大学是仿效苏联模式，但从历史根源看，主要影响还是法国和德国的，而且法国的影响特别大。法国高师(师范大学)就是负责全国的培养教师的任务，师范大学归属于教育部，其它大学归属于其它部门。那时中国大学完全是一个宏观系统，国家一级的大学培养各种领域需要的国家干部，招收进来的是非常精英型的人才，能够入大学的人比例很小，大概占大学入学年龄者的1-2%，而且一入大学，一辈子就是国家的干部了。
当然也有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本来是传教士的大学，美国传教士建的有16所，包括燕京大学，这些大学主要受美国影响。20世纪50年代，仿效苏联模式的高校地理分布，中国划分为六个大区，包括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中、华东。每个大区成立一所中心大学。省一级的大学也发展起来了。但是没有划分出华南区，整个华南地区高等教育归于上海和武汉片区。所以作为华中地区中心城市的武汉，拥有几十所好的大学，而河南和湖南，一所国家级的大学都没有。西北地区主要中心是西安，所以很多的大学集中在西安;兰州也可以说是第二中心，这很好，能够支持西北;但是新疆、青海这些偏远地区就没有大学。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地方上建立了很多地方性大学。比如，青海师范大学就是北师大1955年毕业班学生到青海建立的;青海医学院是1958年建立的，最早的师资主要是来自西南医科学院的教师。
“大跃进”那几年，虽然有很多政治运动，但从高等教育方面来看，出现了很多新的趋向、新的发展，很多地方性的大学建成了。这些大学是反映地方性的，而不是按照任何外国模式建的。但是总的来看，完全是中国传统的大学几乎是不存在的，或多或少都会受日本、美国、法国、德国、苏联模式的影响。
甚至中国一些学科名称也来自日语，或是受日本的影响。中国本来没有“科学”这个术语，而是“格致”(格物致知)，“科学”概念是后来从日语引进的;又如经济学这个领域，本来中国传统的学科名称应该是“理财学”，但是日本使用“经济”的术语，所以拿来叫做经济学。当时的中国教育家觉得太多从外边来的压力(开放国门)，他们没有时间自己创造这些术语，而是引进国外先进的学术，并尽快建立现代学术体系，尽快培养人，保护国家利益，就是“教育救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学恢复和发展非常迅速。
何东：从您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您关于中西方大学模式背后的哲学(知识论)的观点是：西方的传统是“知识”与“价值”分离(二元论)，从而产生了西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核心价值观;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中国的知识和行动是一体(一元论)的，即“知行合一”。可否由此而推论：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根植于中国文化的中国大学无所谓“学术自由或不自由”“大学自治或不自治”，因为在中国大学体系中，它们是合为一体的?反过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大学有没有产生过一些影响?
许美德：我觉得中国不能完全仿效欧洲大学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这两个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里，知识分子要为国家工作，他们就是属于整个国家的系统，所以他们不可能自治的。中国传统的书院，一方面为科举制度服务，另一方面也比较开放，接受很多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在一些时代，比如明代末期，它也批评政府，也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所以，不能说中国没有学术自由，只能说中国学术自由的背景有所不同。一方面，中国大学权威性比西方的更高，另一方面中国大学更直接地为国家服务，这些都可以看得到。我特别敬佩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的朱九思老校长。从政治上来讲他是共产党的一位重要的知识分子，他敢想敢说敢干，很有领导的魄力和智慧。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在华中理工大学的教育改革的一些措施，如一定要把大学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可以说是相当有勇气的。这是一种为了国家的责任担当，而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的大学。他特别重视外语教学，而不单单是英语，开设了德语、日语等很多的外语。所以中国大学的校长，在国家的发展方面，能够影响教育领域的政策。
自王阳明以来，中国的传统就是要考虑行动，从行动的反思产生知识。这就是中国教育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很有影响。辩论和实验这些活动，当然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些主要的办法和活动，但是在中国的传统里边还是行动特别重要。中国和美国关系在这百年期间虽然不太稳定，很容易敌对，特别是冷战的时候，但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两国都是重视实践的。杜威被称为“美国的孔夫子”，因为杜威的知识论和中国儒家的知识论是比较接近的，比较实用。这种实用型的方法，非常强调行动。陶行知以前叫陶知行，后来改名字为陶行知，把“行”放在“知”的前面，是行动和知识关系的新视角。
我觉得，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在中国，可以说是一种妥协。在中国的传统中，教授拥有一种比西方教授更高的权威性和政治地位，不是说教授靠法律保护，国家才能不干扰，而是因为教授要为国家承担责任。1998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倡导中国大学依法自主办学。它比日本大学拥有更多的自由，例如一些大学可以开办校办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我看到一篇关于中国大学自治的文章，他们访问了16所大学的校长，问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自治，答案是在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上，现在总体的自治比以前多了。我觉得在中国，大学自治的概念比较灵活。《21世纪中国大学的肖像》一书所写到的高校合并的现象，就是一种社会主义方式的大学自治。我们看到，有一些大学完全按照国家政府的要求进行合并，有些大学认为不适合合并，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最后就没有合并。比如华中理工大学和同济医科大学合并成立华中科技大学，医学和工科结合起来，教学与科研特别活跃，合并很成功。我们的调查研究证明，中国的大学在国家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即扩大到一个大众型高等教育，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合并不合并，和谁合并，扩招到一个什么规模，主要扩招本科还是主要扩招研究生，都是由大学自己决定的。像精英型的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学校，研究生才扩招，本科不太愿意扩招，因为它们要保持其特别的地位(办学质量、学术水平等)。所以西方的一种想法，以为中国的大学完全按照北京的要求，完全没有自己的选择，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是不客观的。确实，我觉得中国大学自治可以说是一种妥协，不完全是西方式的自治，按法律去保护，但也不是完全像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宏观计划，大学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路可以走。学术自由也是如此。当然，由于政治制度等各种原因，学术自由在中国不如欧洲和北美更加强调，但不能说中国没有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实际上中国大学也能发出很多的声音，完全可以从大学发出批评的声音，也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想法。
虽然表面上中国高等学校的模式受了西方的影响，但是基本上学者的理念在很多方面还是反映传统的。譬如，“士大夫”这个概念是西方没有的。也就是说，一个知识分子不能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他对国家有一个义务，而且他的知识的价值最主要是表现在他的活动，所以他一定要参与政府(的工作)，一定要参与一种社会的服务，不能够仅仅是理论性的纯学术的工作，这就是我看到的中国的知识传统。而且我觉得，中国的科举制度对欧洲有过很明显的影响，譬如16、17世纪耶稣会的那些传教士，他们很多起桥梁作用，把中国的文化如《四书》《五经》翻译成拉丁文。《四书》是在明朝由意大利旅行家利玛窦翻译的，给欧洲人介绍中国文化，很多欧洲知识分子感兴趣。他们非常佩服中国的传统哲学。本来欧洲的大学是完全强调自治、独立，不是国家能控制的。但是如果你看所谓欧洲大陆的高等教育的模式，法国、德国普鲁士、意大利等很多国家，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时候，大学就是属于国家的系统。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是传统中国的科举制度。改造为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国家形成，第一个最明显的大概是法国，所以法国的所谓大学校，就是完全属于政府的，是培养政府未来的干部，这个类似于中国的科举制度。但是没有多少西方的学者注意到这些，这是一个受中国传统影响的行为。
二、“双一流”建设计划对中国大学发展的影响
何东：中国政府在2017年出台“双一流”建设的文件，废止“985”“211”工程项目，转向“双一流”建设的新时代。这个新战略计划会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
许美德：我看到“双一流”建设的目录，42所高校入选“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其中a类36所，b类6所。原来的39所“985工程”高校全部入选，其中36所被列入a类，但东北大学、湖南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3所原“985工程”大学被列入b类;郑州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3所“211工程”大学入选“一流大学”建设b类。这次大学的遴选大概是有地理分布的考虑，云南、新疆、河南都有了一所大学进入42所“一流大学”建设的名单。“一流学科”建设的95所大学的设置，可能的决策考虑是，让更多的大学可以得到承认和支持。我觉得这样很好，可以扶持那些综合实力比较弱而个别学科特别强的大学的发展。我还发现，42所“一流大学”建设名单中只有2所师范大学，即北京师大和华东师大;95所“一流学科”建设大学中有7所师范大学，即东北师大、南京师大、华中师大、华南师大、首都师大、湖南师大和陕西师大。本来西北师大因为曾经有过像李秉德教授这样的老一辈教育学者而非常有名，也曾很有影响力，但特别可惜，也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西北师大没有入围。从这一点上看，西北地区的大学还是被边缘化了。
“双一流”建设，可以说是一个新项目，但也不完全是新项目。从“211工程”开始，中国就有了这种大学建设的新思维。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开始了“211工程”的项目。我觉得这个办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国家不太可能支持所有的大学都同时走到国际知名大学之列，在国际舞台上有影响。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我也参加了。就在那个时候国家决定设立“985工程”项目，重点建设若干所高水平大学。但是大概没有一个很公开的遴选过程，开始首批有9所，然后很多其他的认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大学也涌进来，后来搞到39所。那么现在我觉得，“双一流”建设项目的大概意思是要把原来的“211工程”和“985工程”的范围再扩大一点，调整一下，变成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95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大学。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办法，能够有一百三四十所大学，包括不同类型的大学、不同地区或全国性的大学优先发展起来，应该会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何东：您觉得“双一流”建设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许美德：我想应该对这些学科一流的大学给予一定的鼓励和承认，比如外语外贸大学，虽然它的外语学科特别好，但是它不可能排名(ranking)很高。这个情况和大学排名系统有一定的关系。大学排名系统对一些专门大学特别不利。法国特别反对大学排名，他们不承认大学排名，因为他们有很多非常有水平的专门大学。德国也是如此。欧洲大学都不强调排名。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社会过分关注这个排名运动了。上海交大的大学排名系统很有影响力，全世界很多人都觉得这是特别客观的一种决策的办法。但是这个影响，我并不觉得是很积极的。因为他们采用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指标，不包括教学的质量，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精神和思维，很多方面没有包括进来。
令我特别震惊的是，多所很有名的中国综合性大学，包括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等，它们本来都建有一个教育学院，但现在取消了。为什么取消?因为教育学院不能帮他们提高大学排名。进一步分析其根源，那就是西方大学往往不太尊重教育学。为什么不尊重教育学?因为它们认为教育学不是很理论性、很专门性。一些师范大学自己不太愿意继续作为师范大学，因为它们觉得走上国际，英语世界对师范和教育学不了解，不承认教育的学术地位。但是，中国有这个需要(坚持和发展师范大学及教育学)，应该可以做好这件事情，而且“师范”是一个很理想的概念。按照中国文化传统，教育应该是最受群众支持的，是一个跨学科的非常重视行动的学科。中国有很多有名的教育家，譬如陶行知。为什么中国在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的时候，却不把教育放在一个最主要的地位?全球研究型大学完全是西方模式，这个模式来源很明显，一个是德国，一个是美国。通过大学排名，中国大学按照西方的所谓全球研究型大学来发展，就更加受到外国模式的影响，而不是形成中国特色的大学。我认为这一点是中国“双一流”建设中需要特别清醒和警惕的问题。
三、关于“双一流”建设争论激烈的两个问题
何东：目前中国学者关于“双一流”建设存在一些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在“双一流”建设中，中国大学是否应该完全遵循国际标准。您对此有何看法?
许美德：我认为中国应该为世界而形成自己的高等教育模式和丰富的传统，而不是跟随和模仿德国-美国式的“全球研究型大学”——大学排名系统导致全世界顶尖高等教育的全盘西化，这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模式。长期以来，我一直都在建议，中国应该形成一种“全球师范大学”模式，它有机地结合了儒家思想和法国的理念与模式。
何东：另一个争议的问题是，在“双一流”建设中，学科建设和大学建设哪个更重要?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许美德：我认为一些顶尖的中国大学值得以整体形式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且特别要聚焦如何让它们的模式更能充分地体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和学术传统博大精深的内容;与此同时，另外一些规模较小的、较为偏远的或者处于劣势的大学，可以把自己有所专长的优势学科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学科。
四、中国大学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何东：当前中国大学是否已经形成了某种“模式”?
许美德：我的判断是，中国的大学走向大众型。过去的二十年来，中国大学发展迅速，不是很容易总结。但是可以说，从精英型的到普及型的大学发展转型，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最快的。1999开始中国大学扩招。大概在2006年以后，因为了解到大学招生规模扩大太快，就开始放慢了一些。几年的功夫，高校在校生规模从三百万增加到三千万，确实很不容易。虽然扩招也带来了就业、质量、师资、设施设备等很多方面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已经是很有影响了。很多本来不能考入大学的，特别是来自农村和工人家庭的子女，通过扩大招生能够进入大学，这是非常难得的。当我们对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进行访谈时，他们证实了这一判断。与此相对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却是定位于精英教育，因此不太愿意这样的扩大，研究生扩大，本科生没太扩大。可见，对国家的扩招政策，不同大学有不同的反应。
何东：中国大学模式的发展有什么新的趋势和动态?
许美德：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模式的多样化发展。除了受到外来影响而形成的大学模式外，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中外两所大学合建的大学，比如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在汕头大学建立了一所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香港和澳门的大学也分别在深圳和珠海建了新的校区。我觉得中国是一个试验型的社会，邓小平先生特别善于搞试验。譬如这些开放地区的试验很成功。他是先试验给大家看，这(改革开放)确实对中国有好处，然后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搞改革的办法，主要从一些中外合作的行动开始。这种办法完全适用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特别是这种国际合作创办的大学，招很多国际的学生，师资主要是全球招聘，课程体系直接引进。目前中国大学吸引的留学生大概已有40万，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70万)和英国(50万)，这样的成就很不容易，也很了不起。其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所占比例特别大。我认为，未来中国的大学应多吸引西方国家的留学生来华学习。
何东：您认为经过“双一流”建设，中国会建成怎样的未来大学模式呢?
许美德：我发现西方的大学模式最能够同中国的价值观契合起来的就是师范。师范大学的传统，就是中国的学术中独特的东西，具有欧洲学者得不到的一种权威性。而且“师范”这个翻译特别好，“教师做范例”。中国有句老话“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正好说的是师范，一些大学甚至以它为校训。尊重教师大概是中国传统知识的核心，孔夫子就是一个世界的教师，大家都尊重他。借师范大学这个概念，把中国的儒家文明介绍给世界，法国人可以理解，立刻会理解。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领导人在建立世界第一个国家教育系统的时候，就很清楚地知道，综合大学太精英型、太理论型、太专门型，不适合培养教师，所以他们创造一种新的高等学校：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美国和其它英语世界已经不知道“师范”(normal)这个概念了，他们忘记了。19世纪他们实际上是有过师范学院的，但是后来合并成综合大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师范大学曾经是西方大学中女性参与高等教育最早的大学类型。本来传统的欧洲大学是不让女性进入的，正好像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也没有女性参与一样。欧洲大学是在19世纪才开始招收女性的。然而，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却有很多女性。19世纪的美国也曾有90所师范学院，一半多学生是女性;而且现代式的教育制度，是这些师范院校的贡献，但它们后来就被合并了。为什么日本没保留师范大学?因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极大地影响了日本教育。美国人认为，师范学院在日本培养过热的“爱国精神”，鉴于其侵略东亚的罪恶历史，师范院校被变成了地方性综合性大学。
师范大学特别有意思，为什么不能够有一个全球师范大学模式呢?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把中国的儒家文明以至中国的整个学术传统介绍给世界。我也觉得东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应该可以真正地建立一种新的大学模式——亚洲大学模式，可以弥补西方大学模式的不足，形成东西方互补的大学体系。
五、世界大学发展走向及其与中国大学的交流互鉴
何东：在未来的二十年，世界大学的总体发展走向是什么?中国大学和世界大学可以相互借鉴到怎样的经验?
许美德：世界大学发展的一种趋势是越来越大众型。全世界的家庭都希望孩子能够入大学。在知识社会，追求理论的趋势一定会继续下去，但是不一定所有人都能够上理论型大学。我希望社会和家庭不要受到大学排名的影响，不要只关注一种类型的大学，所谓全球研究型大学。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地方性知识。大学应该是多元化的，应该有不同类型的大学。加拿大的大学没有一个国家的系统，都是省级的，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太重视大学排名，反而可以允许不同类型的大学共存。我希望世界大学的未来也是这样。由于大学排名的这种取向，西方的大学都主要聚焦在国际知识和经济的一种竞争力，完全集中在科学和技术这些方面，不太重视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的培养。实际上，我们世界很多的问题，如环境问题和难民问题等，都需要一种国际公民精神来应对。如果大学不关心国际公民精神和社会服务精神，那就太可惜了。我觉得世界上这种太过重视大学排名的取向，以及过分关注在科技方面和经济方面的竞争，不是在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中国不正是十分重视和谐社会的建设吗?这种和谐社会的理念能不能走向国际，尊重多样化的思维?中国大学应该担负起向世界传播“和谐社会”理念的历史使命。
六、对中国大学未来发展的期待
何东：您对中国大学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期待?
许美德：西方的自然科学是一种归纳的逻辑，一种理智型的思维。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核心价值观是包容，兼容并包不同类型的思维和理智逻辑。这就是我对中国大学的希望——希望中国这种“和而不同”“多元并包”的精神能够在国际舞台产生积极的影响。我觉得中国过分重视大学排名，会限制这种多元化的思维。
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比我们更有办法，完全能够提供经费给访问学者和学生出国学习。我希望发展起来的中国也能够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大家都来做一些让世界更美好的事情。这也是我近来在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上做报告的主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学没有足够的经费和能力把许多的学生和学者送出国外学习。那个时候，加拿大的国际开发署就开始设立课题项目，提供经费来资助中国的访问学者和联合培养博士生。一百多年来，中国大学发展得到了许多国家和友好人士的帮助。我们的国际舞台有各种机会，有各种政府和组织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支持。我觉得中国大学也应该重视这一点，不必只是一味地追求西方大学的模式。譬如非洲国家，也有许多的哲学思维和文化成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与非洲国家进行合作，搞一些教育研究，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浙江师范大学就是专门研究非洲教育的，他们和非洲国家有很多的教育合作和交流，很有意义。
责任编辑：刘第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