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印发已有近一年的时间，各地落实情况如何?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是否切实起到减轻学生负担的作用?产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影响?……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走访了好几个设区市的中小学校，与教育局局长、教研员、校长、中小学教师等群体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沟通，对“双减”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摸排，初步掌握了一些情况，也发现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思考、探究的问题。当前，要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首先要理解“双减”，主动作为。那么，作为普通的教育工作者，该如何理解“双减”政策?或者说，在看起来明白晓畅的“双减”政策文件里，可能存在哪些我们以为理解但实际上未必透彻领会的地方?比如，“双减”政策的核心在于“减”，但是具体减什么，怎么减，谁来减，为什么减，这些基础性问题，很多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群体其实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为什么要“双减”?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并非新问题，国家层面对该问题的重视也由来已久。姚佳胜、方媛的《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减负政策文本计量研究》指出，自1955 年颁布《教育部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开始到2019年，中央行政机构及国家各部委共颁布62份与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密切相关的政策。(《上海教育科研》，2019年第2期)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关注“双减”问题，并且是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作为政策颁布主体这样一种高级别的关注形式?
如果我们依然只是停留于“教育”内部范畴来思考这个问题，就很可能无法理解国家层面对这样一个咋一看并不是特别重大也不是特别新鲜的问题给予如此多的重视。因此，探讨问题时一定要跳出部门、条块的框架来重新研究该政策推出的前因后果。
教育的目的当然是培养人，让每一个人都得到最优质的教育，但这终归是理想状态。任何国家、地区的教育资源都是有限的，不太可能平摊到每一个人身上，正如杨兆山、陈煌《“双减”引发的对基础教育的几点思考》所指出的，教育资源供给不平衡问题是“本”，教育培训机构乘势而起贩卖教育焦虑、加重家长和学生负担是“标”;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入学门槛评价方式单一、职业教育边缘化是“本”，基础教育阶段片面追求升学率是“标”;社会贫富差距增大、受传统观念影响是“本”，教育过程中的教育异化行为是“标”。(《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因此，“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内卷”等现象在社会上相继出现，便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我国人口众多、高端岗位供应量不足的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不可能让所有未成年人都接受最优质的教育，这与家庭、个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更可怕的是，随着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了可预测的危机，影响到未来的发展和稳定。
为了应对这些棘手的问题，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涉及产业结构调整、宏观经济转向等诸多方面，落实到教育领域，就包括了提升教师待遇、打击违规补课产业、确定普职分离比例等诸多方面，当然也包括目前正在推进的“双减”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说，“双减”政策不只是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调整，不只是国家人才培养体系的微调，还是整个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宏大体系中的一个分支，任何地方、部门、单位、个体在具体执行时不能将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局限在某一个狭隘的组织范围内，也不能将观察视野局限在“教育”上。我们必须坚定地意识到，“双减”政策是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出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着眼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为根本旨归的政策。
减什么?
“双减”政策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推进涉及方方面面的力量和利益，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推进阻力，我们必须在微操层面精准着力，因此，分析清楚具体要减什么，就十分必要。
首先，要减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这一点不仅已经在文件名上直接标出，在文件内文中也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安排，如根据学段明确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 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 90 分钟”，这就让具体执行变得有章可依，阻力减小很多，也让那些试图通过大量重复性、惩罚性作业训练学生的教师深刻意识到自己必须转变教学方法。
其次，要减家长的焦虑情绪和过度期待。单家银等人进行的深度访谈显示，所有受访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教育焦虑，具体表现为高昂补课费带来的经济“力不从心”、接送孩子参加补习班导致的精力“力不从心”、个人育儿经验不足或在“社会舆论导向裹挟”中花钱让孩子补课的能力“力不从心”(单家银、胡亚飞、康凯：《中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的质性研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2016年第6期)。2022年1月28日，福建省某名校公众号发布了一个消息，该校有十几个学生提前被清华北大两校锁定，一小时之内该新闻获得了三万多点击率，无数家长回复自己的孩子也在或也要进入该校冲击清北，表示“势在必得”。虽然这只是一个个案，虽然这只是发生在高中学校的事，但由此可见部分家长对自己子女的能力和未来走向缺乏准确的判断，有了过高的期许，盲目设定不切实际的目标。而这种情绪，也会传染给其他家长，从而形成更大的社会压力。正因为如此，在2018 年底出台的、被誉为史上最严“减负令”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中才提到要“引导家长和社会转变观念，努力破除‘抢跑文化’‘超前教育’‘剧场效应’等功利现象”，而“双减”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最严“减负令”的精神，要在家长情绪的管理和社会风气的引导方面做减法。
再次，要减教师的工作压力。毫无疑问，“双减”政策的立足点是为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因此各地在具体执行时主要通过几条路径进行：校外培训负担方面主要依托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加大打击各级各类不合规培训、补课活动;校内学生作业负担方面主要依托教师队伍提质增效，精准设计高质量的作业，通过“提质”压缩学生做作业的时间，从而减轻负担;课后管理方面主要依托教师队伍开设各种各样的服务、课程等管理学生。半年坚持下来，经过早期的迷茫困惑，各地渐渐摸索出了适合当地、本校学情、校情的推进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学生的休息、娱乐时间显著增加。但伴生问题随之而生。最显著的，是教师负担指数级增长，职业倦怠感明显加强，职业疲惫感加剧，身心健康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为了跟踪了解中小学教师在“双减”之下负担的变化情况，李镇西团队于2021年12月11日在公众号“镇西茶馆”推出问卷调查。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共收集有效样本11511份，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本次问卷分为十个维度设计了30个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教师负担主要来自专业类、行政类、事业发展类、社会事务类、工作时间类以及突发事件类六大类别。这其中，学业压力、评优评先(绩效考评)、职称评聘、非教育性社会事务等类型更是重中之重，覆盖了超过九成调查对象的压力来源。由此可见，目前教师压力早已由教育教学、班级管理下移至非教学的事务性工作中，而且事务性工作种类繁多。据此，李镇西团队指出：“‘双减’政策的落地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有就事论事的坚定，加强对作业的研究，更需要有对教师考评制度、学校教学质量评价标准以及家长家庭教育指导的全盘考虑，否则容易陷入半途而废的僵局，甚至与政策的指向南辕北辙。”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有理由相信，“双减”不仅要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和课后培训负担，还要甚至更要、首先要，减轻加之于教师身上的非专业、非职业的事务性负担。
谁来减?
每一个政策的出台，都需要有明确、具体的执行者和监督者。具体到“双减”政策，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谁来减。这个问题不解决，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就难以避免互相扯皮、推诿的现象，也可能诱发教师群体的疑难、困惑情绪。
胡惠闵等人深度分析了1955-2013年间 11 个解决课业负担的专门政策，对 90 条减轻课业负担的主要措施进行分类拆解，归结为政府(28 条)、学校(54 条)、社会(14 条)和家长(1 条)四个层面。由此可见，以前的减负主要是政府主导下的以学校为主体的治理。(胡惠闵、殷玉新：《我国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的历程与思考》，《全球教育展望》，2015年第12期)而“双减”政策最大的特色，是明确了政策执行的主体是“政府主导、多方联动”。从政策的具体条块来说，不同具体指向的政策条文，相对应的执行者是不一样的。例如，在组织实施过程中，教育部门要协调统筹，宣传部门、网信部门、财政部门、民政部门、政法部门、公安部门等要履行职责，抓好落实;在拓展课后服务渠道方面，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挥好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场所”的作用;在提升支持保障能力方面，要“完善家校社协同机制”“密切家校沟通”，推进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在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方面，要“利用国家和各地教育教学资源平台以及优质学校网络平台”。
这是宏观层面的基本划分，再具体到微观层面，比如作业管理上，谁来减?
首先是主管部门来减。当前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学校教师为了应对来自管理部门的各项考核、调查、评估等活动而产生的，不得已而为之。要真正减轻学生这部分负担，必须从根源上减少各种形式的测评，如此才能减少测评本身的负担以及为了迎合测评而产生的负担。
其次是教研人员来减。教师个体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教研员不仅在专业上有着更高的站位和视野，而且可以充分调动区域范围内的专业力量，齐心协力，群策群力，分工合作，更好地优化区域范围内作业设置的数量、范围、形式等。比如，探索教师综合评价的新模式以引导教师队伍科学、合理命制区域性作业的问题。(林艺容，吴炜旻：《双减背景下县域教师综合评价新模式探究——以云霄县初中语文学科为例》)
再次是学校管理层来减。学校管理人员要提高自己的管理艺术、服务意识，放心大胆地将作业布置权交给教师，不要越俎代庖，不要指手画脚，一方面克制自己的干涉欲望，另一方面要顶住来自外界的压力和诱惑，还教师一个清净的从教场地。
最后是教师来减。学生的作业是教师布置的，教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学生作业负担的“源头活水”。要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教师必须在意识上高度重视，严格把控作业的总量;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提高作业命制、布置的精确性、指向性、有效性，避免重复、无谓的作业，一则减少学生做作业的负担，二则减少教师改作业的负担。
[本文系福建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立项课题“solo分类理论观照下的教育写作研究”(立项编号：fjjkzx21-511)成果之一]
(作者系福建教育学院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黄佳锐
